【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十二)——八一八东江镇的军饷问题(1)

东江镇的军饷问题也是如今的一大争议点之一,有些人认为毛文龙是被朝廷故意打压从而克扣东江军饷,有些人认为毛文龙在掌权后期有贪污军饷的嫌疑。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无辜躺枪的袁崇焕,因此从这一节开始,笔者要好好地八一八东江镇的军饷来源。


  天启二年,毛文龙在敌后战场的抗金斗争得到朝廷的肯定,接济军需、调发援兵成为舆论的普遍倾向。

  天启二年五月,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请大开海运,多给米豆、火药、器械及饷银数十万,宜敕速发接济”(《明熹宗实录》);同年六月,辽东经略王在晋请接济毛文龙“再于登、津发粮二十万、豆十万,买布三万疋,随解东江,庶可以壮声援而潜捣巢”。(《明熹宗实录》)

  兵部题覆意见是“一并督发船只器械乞行津、登抚臣速为料理”,得旨“俱依议行”。(《明熹宗实录》)

  八月,毛文龙请饷三十万募辽兵,首辅叶向高即上疏云“此外最急者,如毛文龙招募辽兵,须饷三十万,蒙给饷银十万,而前银已尽……臣等各拟十万两,少应其请”。(《明熹宗实录》)

  熹宗一时未许,后兵部题覆毛疏准发帑金五万两,由登州通判王一宁率水兵三千赍饷渡海。海运接济东江,或时人所称的鲜运,即自天启二年始。



  海运输给东江,主要依赖于天津和登莱这两个后勤补给基地

  天启三年正月,督理辽饷户部左侍郎毕自严上疏请求改朝鲜运道于登莱,登抚袁可立以登兵海防事重为名反对,鲜运遂分由天津、登莱共同承担,运船则有官船、民船之分。

  米豆本色、布匹主要由天津发送,饷银与衣甲、器械、火药等物则由登莱起运。

  天津鲜运船一百六十只,水程出海二三百里,必由勸海抵登州,“多礁石,及铁板以触,舟立碎”,海运风险大而且费时日。

  而登州船只一百四十只,在水程下海后,一路经由庙岛、蛇肌岛、皇城岛、广鹿岛、长山岛、石城岛、鹿岛,最后到达皮岛,除了到庙岛的路途中有礁石,有点风险,又需防范飓风外,从庙岛到皮岛都是“随岛停泊,但候顺风,不六七日竟达平岛,无他险峻”。(《明熹宗实录》)

  天津由于海运艰难岁只一运,登莱岁则二三运,总共有运船二三百艘,每船运米六七百石,一年可运约本色米豆和折色数十万。

  明廷初定东江之兵额为二万,月饷本色五斗,年额本色米十二万石。据天启三年三月总理辽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称:天启二年天津接济东江的鲜运“共用船一百六十只,共装粮料一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石,除失风外,其抵鲜者共计九万二千三百七石四升”,“每石脚价四钱二分,共银五万四百两”,而“梭布、平机细布共三万疋,每疋价银二千,共该银七千五百两”,“加以运官廪从及向道工食之数,非六万金不可”。(《明熹宗实录》)

  而据毛文龙称天启二年总共收过军需:“至天启二年,幸原任监军道副使梁之垣义矢同舟,于春初风涛之中,首先出海,三次付到帑银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二两九钱八分九厘,买籴丽粮,救济嗷嗷……于本年收过都司李惟栋解到饷银二万三千两,都司唐尧卿解到饷银一万七千两,天津委官陈汝明等解到米豆八万三千石、布二万匹”。(《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称天启二年实收米豆八万三千石,然而该年毕自严称实收九万二千余石)

  如此的补给,兵饷、抚民、买马办料、备办军火器械、置造船只无一不取办于此,远远不能满足敌后战场建设和维持的开销,何况又接济不时?毛文龙自言“望饷如止渴之梅,而议饷犹救薪之水”,又回忆说“余尝登山凝睇,见大鱼仿佛徜徉,以为运艘也,久之愈杳,掩涕而回。如是者,不知凡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天启三年四月,毛文龙又报“见今各兵已两月缺粮,嗷嗷待哺,乞赐兵饷接济”。(《明熹宗实录》)

  不久,毛文龙又报“援兵不至,乞饷不继,目前匮乏已极,乞将臣所请兵饷、军器敕下兵部及户、工二部作速议处给发,以救危急”。(《明熹宗实录》)

  显然,兵员的增加和军饷的不继令毛文龙很头疼,天启三年八月,他上疏称“三年以来,两次接到饷银一千(十)万两,运米二十万石,自此以外,音耗杳然。此岂已发而阻于转运之艰,抑廷议未果,而稽其时日耶?除一面细造辽兵花名年貌册籍,解部查验候勘,另请岁额粮饷外,今以三万六千余兵,足当二万兵之食,则所余一万六千之众,尚引领而望”,并派都司王学易赍文请岁额粮料四十四万石。(《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文龙的诉请收到了效果。

  天启三年六月,管理屯田太仆寺卿董应举请以户部未领屯田剩银三万两接济毛文龙,得旨“着该部作速给发”。(董应举《崇相集》)登莱巡抚袁可立也为毛文龙请帑金十二万以为接济。

  同年十月初四日,以毛文龙报满浦、昌城之捷,发帑金三万两犒赏。

  二十日,又“命给漕粮十万石运济海上,从总兵毛文龙之请也”。(《明熹宗实录》)

  闰十月,毛文龙报董骨寨大捷,发帑金三万以为赏功,首辅叶向高等又为毛文龙请发帑金“上命该部将各官捐助银凑发数万,以济急需”(《明熹宗实录》)

  天启三年天津发过的鲜运粮料,据毕自严称“发过鲜运粮料一十二万三千余石”,“每石脚价四千二分,该银五万余两”,该年“岁运愆期,秋深不息,飓风肆虐,漂失孔多。兼南海口礁石巉岩,不便泊舟,触之立碎,并鲜运往回失风者总计已逾百船之外”。(毕自严《津库已匮疏》)

  而据毛文龙称“天启二(三)年收过都司刘可伸、赵守祖等解到饷银一万零九两六钱,差官徐鸣泰、骆惟信解到饷银九千九百一十一两四钱,都司王学易、缪从正解到饷银一万零七十五两七钱,委官邓子智、梁栋材解到饷银一万零三两三钱,委官张翘解到饷银二万两,都司李惟栋、董国助解到饷银一万两,津运委官俞明等八员解运米豆一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三斗六升九合,布一万七千七百五十匹”后又称“本年收过京饷银七万,津运米豆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天启二年至天启三年两年,朝廷接济东江的实收军饷只有银十一万两、米二十万石,在辽民归附日多,东江军队逐渐扩充的情况下,毛文龙不得不寻求朝鲜接济,并向商人赊贷。

  他又以东江兵已近五万为额,请朝廷发饷百万,并如登莱、天津定岁额粮饷:“今臣有江、津、浙、直、南北游营、征东等处南兵八千员名,挑选辽兵三万七十(千)余名,再用招练辽兵二千余名,业共四万七千余数,其募足五万亦易易矣!然以五万官兵,计足一岁之饱,并盔甲、军火、器械、马匹、船只等项,应总一百五十万两,方得够用。今臣止愿请一百万两权宜应用,一切兵马、船只、军需等项,悉皆具足,更弗烦庙堂一事”。(《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户部覆议,定岁饷四十万,内登莱分给饷银二十万,天津、登莱本色米豆二十万。

  天启四年五月,熹宗下谕“仍传与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缺器真情,并拨船只、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至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两朝从信录》)

  七月,毛文龙进呈海外地图并陈战守、粮饷、军需事宜,得旨“饷银紧急,著遵屡旨措处给发,器、甲、火药并天津本色粮布俱速解给”。十一月,又下旨接济毛文龙“岁运粮米,务各二十万实授数目”。(《两朝从信录》)



  在“今之议东事者,无不以接应毛帅为第一义”的舆论环境下,天启四年东江镇的军需压力有所减轻。

  但是,到了天启四、五年,逃亡辽民大量地涌入铁山、皮岛,敌后战场的军队又大为扩充,这样的军需供应还是不够用。

  天启五年五月,据巡历皮岛情形的光禄寺署丞郭自维称“器械未备,甲胄未全,归附辽民扶老携幼,啼号惨楚,尤不堪闻,则粮饷亦未尽足也”。(《明熹宗实录》)

  天启五年三月,毛文龙向朝廷讨借京营龙机尾炮,诏旨允给一千门。

  六月,毛文龙在上揭说“职原所报兵丁七万六千有余,今且民归日众,增兵日多,共计兵丁十七万有余,此固往来客商之共见,天使亲临之目击者,均取给于天津二十万之粮,山东二十万之饷。且二十万饷银之内,江淮、旅顺等营分去十三万有奇,再添入南北二游营又分三万有奇。止遗三万有奇之饷,给十七万有余之辽兵,毋论月糜不得一两五钱,即以一岁计之,一人不过二钱耳。况津运分派于山东十万石者,尚未知何日督发到岛,以救此张颐代哺之兵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七月,毛文龙请求裁撤登莱、天津新设之兵,因为“奴断不能舍骑登舟,不如尽为撤去,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及时解运到鲜”。(《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饷,毛文龙更开始与主政的阉党勾通交结,广为贿赂,他在朝廷的活动很快便起到了效果。

  这年八月,熹宗念海外乏饷,发帑金二十万。

  十一月,毛文龙又请求太监驻扎登莱督发粮饷,其意一方面在为阉党示好,一方面则是“欲钱粮之济”。但是国库空匮,即关门诸镇岁饷六百余万,尚不能支,而复欲凑足百万,诚有不易言者”,户部建议从新饷库内挪借五万两,并裁汰蓟州、密云、永平三镇新兵以其饷拨给海外,“上从之”。(《明熹宗实录》)



  天启六年,虽然敌后战场的牵制之名受到严重的质疑,由于有阉党在朝廷当靠山,军需的供应有增无减。

  天启六年的海外军饷,据户部尚书郭允厚称“于旧额本折四十万之外,又加一十万六千,其中系部库解发者五万,系东省拨给者折色二十万、本色十万,悉登莱裁兵拨给者六万六千”。(《明熹宗实录》)

  正常情况下,四、五月间是津运开洋的时候,但是从上年十月至该年五月,八月时间里天津海运颗粒未到,至闰六月,天津粮船只有十四、五只,沿海各岛已经交卸,而到铁山者只有一、二只,该年实际解到的只有一半,毛文龙不得不向朝鲜贸米为济。

  这年五月,毛文龙上疏请饷一百万粮、米一百万石:“今者京库山东之岁饷已有四十万两,再加六十万两;津运之截漕向止十万石,今请加二十万石,山东之价买杂粮岁定十万石,总得四十万石。再有不足,索之屯田,并准于淮胶等处自为设处买运。其军火、器械、农具、防牌等项,不必官商置办,竟以部银岁给十万石,听东江自造。沙虎船业蒙准造一百只,今请加沙船九十只,六十只,共得二百五十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七月,毛文龙再次疏请速发钱粮、器械:“臣请饷一百万两、米一百万石,皇上止许以本折色各二十万。内南兵每岁支领十四万,而北兵仅领五万有余。天津岁运米二十万石,而去年止运到十六万余,其中尚有漂没腐烂者。至于山东岁派二十万两,天启四、五两年俱系理饷都司毛应时、韩文翼等侵克肥己、贿赂上司,臣毫不见面,致南、北兵士不死于锋镝,而死于饥饿,犹谓臣不成牵制乎?

  ……故请造船三百艘,经今三载,寸板未见。用兵必须刀枪、铳炮、盗甲、器械、火药,请之三年,奉命十万,而且杳无声息……目今最急,无如粮饷,断非百万不可。请裁东兖、磁州、真定诸不急之兵,以其饷饷海外。再于别项凑处二三十万、帑金一二十万,则百万之饷足矣。又速催荆州打造船只,及见贮天津火药、器械,务于夏月齐到,则饷与军器俱足,水陆可以并进,而辽左底定之绩将立奏矣”。(《明熹宗实录》)

  熹宗虽然表示同意,但是允诺并没有变成现实,同时,阉党分子也在为毛文龙争取军需。

  八月,辽东督师王之臣言“毛文龙孤军海外,粮饷不给,乞速为接济”,得旨“刻期运到,不得稽迟”(《明熹宗实录》)

  九月,兵部尚书冯嘉会言海外“万众枵腹,势不得不仰纳内地,而馈运不时,何以应手”,“上命户部遵旨速发以济急需”。(《明熹宗实录》)

  十月,御史汪若极疏云“其所最急者,粮饷不继,器械无资,宜亟为酌处接济”,丰城侯李承祚疏云“毛文龙屯聚海外,一应钱粮亦乞敕命内臣一员,监督料理”。(《明熹宗实录》)



  由于有阉党的奥援,毛文龙躲过了第一轮移镇风波,朝廷仍然以牵制责望毛文龙,阉党又为之寻求更多的军需拨给。故天启七年,敌后战场虽有丁卯之役的挫败,但是军需供应再次增加不少。

  天启七年二月初二日,辽东督师王之臣代毛文龙“请东江效劳南官徐鸣泰等照依辽官例支给俸粮”,“上命户、兵二部照依辽官酌覆”(《明熹宗实录》)

  同月初八日,大学士黄立极等因海外“接济不时,既苦于兵;供亿频繁,又苦于饷。问之该部,已给其全,问之该镇,尚缺其半”,请谕发遣镇守太监,并补给军需:“兹特发御前节省银五万,各色丝通袖膝裥二百疋,五色布四百疋,以备营伍,作正供用。又查发得头号发熕炮三位,二号发熕炮六位,铁里安边神炮六十位,铁里虎蹲神炮六十位,头号佛郎机二十位,二号佛郎机二十位,三眼铁铳五百杆,随用提炮什物全盔五百顶,齐腰甲五百副,长靶苗刀二百把,刀一千把,弓一千张,箭三万枝,单钩枪一百杆,大小铅子三万个,火药五千斤”,得旨“拟来谕薬,剀切详明,已批发了”。(《明熹宗实录》)

  丁卯之役中,皮岛、云从失陷,毛文龙流亡海上,向朝廷诉说粮草断绝,请速接济。

  三月,熹宗传令天津海运立刻督发,“登抚那借青、登、莱仓储,乘风刻日开帆接济,其动支赃银以励戎士,速发火药以壮军声”。(《明熹宗实录》)

  五月,登抚李嵩报“登莱运米三十余号、天津运军需八船”已到;十一日,兵部尚书王之臣覆议“查户部有应补粮银十万余两,今应急解,登津二镇各再发米五万石,限日开洋,以后将应解粮饷尽数起解,并工部速发火药、铅子等项接济毛帅”,得旨“允之”。

十二日,户部尚书郭允厚覆毛文龙接济岛兵疏,得旨“该镇照数查收,务使一铢一粒,尽到师中。未开洋者,行该抚按严核催发,无令解官且前兵却,有误接济”(《明熹宗实录》)

  六月,登津镇守太监胡良辅“请增东江粮饷”,户部覆准本折百万,其中“除山东之加派等项六十三万一千余两并漕粮十万石外,再补本色二十七万石”,不过登莱兵月饷二十万也在其中,并非专为东江之用。

  至此,毛文龙索饷百万的吁求终于得到允请,不过很快又因朝廷风势的改变而告吹。



  纵观天启年间明廷对东江军镇的军需接济,一直是处于上升的趋势(认为毛文龙在政治问题上处于弱势显然是错误的)

  以本色米豆计,天启二年额定十万,天启三年十二万,天启四年至天启七年则基本每年二十万。

  以布匹计,天启二年派送三万匹,天启四年二万匹,其他年份无资料可查,但应该也在两万匹以上,因为毛文龙每年实收基本上都在一万五千匹以上。

  以饷银计,天启二年、三年共发银十一万,天启四年规定年额折色二十万,天启五年增至年额本折五十七万,而天启七年则定额本折百万。



  应该注意的是,这是明廷规定之数,它和实发之数、实收之数是有区别。

  规定之数和实发之数不同原因有二。

  其一,规定的折色银并非全是用于兵饷支出,布匹、米豆的召买和官廪运价等费都在其中。

  其二,规定的本色米除了固定的截糟粮十万石,其余部分主要来自登莱的召买,若召买愆期,发运不及时,就会导致缺额,并且出现今年输运完补去年缺额的情形,结果“海外连年所解饷尚未能取羸”。

  这种情况明显地表现在天启五年上,该年实际发送米豆只有十六万七千石,所缺部分于天启六年补运,但是天启六年发运的米豆总额却仍是二十万石,而该年所要解发的山东汰兵饷银直到天启七年才解发五万两。



  实发之数和实收之数不同,有自然和人为的原因。

  自然原因是船只失风和漂损。

  津登船只开洋在夏季四五月,此时正是东南季风盛行,故能顺风航行,如若无风或风向不对,拖延时日,到了冬季沿海冰封,北风盛行,冬春之季是不适合海运的(初冬西风可运),这就必然出现半年以上军需无继的情形

  以鲜运初开的天启二年为例,该年主持天津辽饷发运的毕自严在给户部尚书汪应蛟的信中称“大都力里风涛,飞合輓粟,原是至艰至险之事。前七月间在霑化县失风一次,至八月间在刘公岛又失风一次,嗣是音耗不通,外论喧传,谓黄参将、孟推官俱无下落,粮艘仅到一半,令人惊愕,不知所措”。(毕自严《与汪澄源》)

  另一个原因是漂损,夏秋之交在辽东半岛沿海常有大风大浪,船只开洋例在途经各岛祭祀天妃,祈求海波宁静。但是事有不测,风浪之来,船只轻者靠岸停泊守冻或者船损米烂,重者漂失,人物两空。

  即以上述天启二年的鲜运为例,发运十万九千余石,实际运到只有九万二千余石,总共失风、漂失一万七千余石,军火、器械只到十之七八,而损伤船只已达四十八只,占了发运船只的近三分之一。正因如此,天津的鲜运粮料一开始是以“十完七八为功”,其后,运道渐熟,实收率常常接近甚至超过百分九十。

不过,正如毛文龙所说“粮船遭飓,每年定坏二十余只,或有人船俱没者,或有船没人存者。既经报查,不得不怜其流离困苦,出与实收,以图其后运”,如此说来,即是实收的部分里也有溃烂不能食的米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人为原因一是理饷官员的直接侵没,二是解官以粮饷银置货牟利。

  如《明熹宗实录》:“逮解盗接济毛帅帯银都司许武元、中书陈献谟”,庚子载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云“闻海外恍解官恒以饷银置买货物,携至军中,折算取利,恶在其一金得一金之用哉”。

  天启五年三月壬戌,兵部覆登抚武之望疏云登莱武官丛聚,“非坐登买米则奉文领银,最可恨者,本以军需为名,而银既到手,辄自花销,本以差解为任,而一出都门,遂难诘问。开鞘盗银,诱骗商货,强夺民船,违禁私贩,诚有如抚臣所言者”

  天启五年八月丙戌载,“上念海外兵士乏饷,发帑金二十万,遣官曹维信、郝国儒等解赴东镇,维信等颇有侵没”。

  解官盗银,毛文龙却“以诸臣航海艰苦,不录其过,疏请下部优擢,为王事贤劳者劝”。

  这种暧昧态度遭到熹宗反对“此番盗去银六千两,如何含糊不明,以后差官解银到彼,必验数实收奏报,有携带货物抵银者,不许容情滥收,以虚朝廷优恤孤军至意”。

  天启五年十一月甲寅载,毛文龙弹劾“游击朱家龙在海外带去银两,及在登冒支饷银共二万六千两,贿嘱在登乡绅,营升旅顺副总。臣差官调之,以追其银,乃惜情面者反为之游扬奖借,保全其首领”,毛文龙之意据《明熹宗实录》编者称“大抵语多侵登抚”(登抚武之望与毛文龙此前在召买商货事上闹了矛盾,所以毛文龙说的侵没饷银之事未必属实。)

  其最大款者,从天启二年至天启六年,户部声明发过饷银一百一十八万两,但是毛文龙声称只有收过五十一万余两(不含天启六年,该年实收二十万七千余两),这四十七万的巨大亏空毛文龙称是由于天启四、五年间理饷官员的侵盗。

  天启六年八月,他在上奏中说:“天启三年间,臣差都司毛应时、吴宗武管理饷务,辄敢欺满作弊,凡遇货客领价,营官领饷,每百两扣除二十两。

  及后商众饷迟,兵商争领,至以加三、加四扣之。

  兵受饥饿,商受折本,纷纷告扰,词叠如山。

  臣即移文旧抚臣,牌拘应时、宗武查审收放钱粮数目,随以韩文翼顶补管饷

  ……文翼竟忘臣之叮咛,而加三加四,仍如应时、宗武,致各营将领汹汹不平,具词哀告两册使之前。

  臣牌严拘数次,方得文翼出海,两造对理研审,承认侵扣是实,令子载回浙江绍兴府会稽县矣。

  又复供游击吴宗武领去登库买鲜粮银六千两,并许武元奇顿货银四千余两,逃回原籍南直微州府矣。

  游击董武周领去银三千四十九两,逃去原籍南直松江府华亭县矣。

  游击丁至德领去登库买鲜粮银一万两,前后又冒兵饷共一千八百四十六两零,见在登州府矣。

  又称旅顺营参将毛云龙领去银二百两奇,兵营参将汪崇孝领二营共银一万四百另六两。

  其各营官兵客商领去银两无凭查数。

  臣即唤各营中军队伍什长,审问此项银粮曾给发各营官兵否?

  中军队伍什长痛泣号呼沸诉,无有丝毫。

  又问众商人:登府所发钱粮,尔辈曾领若干?

  众商人垂头涕泣,皆言无有分文。

  间有领者,尽扣三扣四,且曰此系毛应时、吴宗武、韩文翼等侵欺入已,而其余托之以贿嘱也。

  韩文翼名下屯实收放官饷一十五万两,见监追比完官,尚无着落。

  其余二十九万两,俱在毛应时、吴宗武身上。

  从前差官皆以茫茫隔海,个个欺灭天理,谁悯三军食树皮,唤草根,骸骨俱填沟贺?

  谁怜众商血本,赔盘费,而苦守经年?

  至于客商领价,原该挨号给发,今营饷官不念当此至极至苦之。

  决不肯用一点良心,一分公道。

  登州向有射利之徒,以六七十两之银,便可骗买百金红票,候得饷到,暗讲除扣瓜分。

  至有假印假票,一样描标朱笔对半扣除,管饷者又何乐而不为。

  致卖货真商,盘费尽而典衣揭债,呆呆日坐,未领一分到手。

  钱粮如此花费,兵商如此受害,成何法度?

  故臣不得已移文新抚臣,请饷解出海外,臣自亲收亲放,庶几兵商俱得实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军饷解运所存在的种种弊端,诚如毛文龙所说。而毛文龙委派到登收放饷银的官员毛应时、吴宗武、韩文翼昧心灭法,“商票则加二加三扣除,兵粮与营官私相授受,迄今绝无开销之商票缴还,复无给兵之底册呈报”,这天启四、五年的四十四万饷银“据称有领支原票,查验数多假捏;据称有发过兵饷,营官复无认状”,理饷官员是否有所侵没不得而知。

  总之,由于有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所以东江实收的军饷与朝廷实发之数是有差距的。

  以实收计,从天启二年至天启七年,毛文龙总共收过朝廷接济(其他捐助银米、鼓铸银等不计在内)的粮米九十四万三千余石(其中天启二年实的以毕自严统计为准),饷银一百零五万余两,布匹十二万七千余匹。平均每年所得粮米十五万七千余石,饷银十七万五千余两,布匹二万一千余匹。

  当时关宁主战场的军队每年军需大约折色月饷二百一十七万四千余两,马乾银五十二万六千二百二十四两,本色米六十六万石、豆六十七万石、草三百万束,将官廪俸尚不计在内。

  东江一镇一年所得只顶得上山海关明军的一两月的开销,而军官廪俸、米、豆、布匹召买、官廪运价等费皆在其中,更何况关宁军队每年还有额数不少的马乾银和皮袄银,待遇真是天壤之别

  以米一斛六钱计,东江每年所得本折为三十六万三千四百余两。

  当时内地驻防兵,“每兵每日饷三分,积年该十两八钱,每万兵便该银十万八千”,两相一除,“计东江所收,亦不过可养三万战士”。

  天启后期,东江镇兵额维持在四五万左右,毛文龙请增军饷并非没有道理(说毛文龙索饷数百万是为了自身贪欲或者割据独立显然有失公允)

  如此的军需补给,东江军队当然都是既无铠甲器械,又苦于粮匮饷乏,战斗力自然就很差,在屡次的袭扰战中屡屡败退溃逃,自是情理中事。

  正如孙承宗所说:“而文龙所请之饷尚未一有。夫边人之相蒙,上以实求之,下常以虚之。况予之以虚著,责之以实效?上不能以虚为实,而下又何能以实应虚?即如文龙报功,则疑其不实而宜喜;乞饷,则信其非虚而甚难。此等举动皆足以解天下之体,而无以鼓动英雄任事之心”。(《两朝从信录》)

  敌后战场始终没有发挥理想的牵制作用,接济的不足是很重要的原因,这当中的责任应该由明廷承担。在不积极供应军需的情况下,指望这样食不果腹的流民武装去杀伤敌人,牵制敌人,真无异于天方夜谭。

  毛文龙屡屡求粮饷,求器械,但是朝廷却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生性狂诞悼傲的他最后发展到愤愤不平、桀骜索饷的程度,这直接造成了东江军镇与明廷关系的急剧恶化,成为他被杀的原因之一。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十一)——八一八毛文龙那些年招纳的辽民(2)

天启年间毛文龙到底招纳了多少辽民,这是个难以精确统计的问题。

毛塘中关于每次渡江接纳辽民的记载很少,显然不能累加计算。

在《天启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塘报》中,声称对汤池、泥河寨子的骚扰“招回來乡四百余名口”,袭击耀州的荞麦冲堡招回“来乡万余”。

在《天启六年二月初六日塘报》中,声称在威宁营招“来乡三十余口名”,在海州“带回来乡五千余名”。

在《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塘报》中,声称在哩坞、黑奴寨接回“顺民四百余口名”,在三岔河附近“招抚顺民大小一百余口名”。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五月己酉载,参将王辅等进攻会安堡,“接回顺民一千三百余人”。

《朝鲜李朝实录》中保存着某年月日毛文龙招纳辽民的记载。

《光海君日记》中光海君十五年三月辛丑云,“宣川府使状启,剃头汉人男女并一千余名,经宿林畔,指向椵岛”。

《仁祖实录》仁祖二年三月庚午云,“近假鞑来投者,几至一千三四百,亦必望哺于我国”,

壬午云,“近归顺假鞑,日日渡来,不知其几”。

仁祖二年五月辛酉云,“时辽民之來投椵岛者,日以益多”。

仁祖二年十一月丁丑云,“铁山、蛇浦所留汉人不知其数”,

己卯云,“假鞑刘止权、卢甚官等来言于义州府尹曰:‘为鞑兵所侵,离发本土,今将归顺毛将,而奴酋八将军马,托称山行,自铁阳、宽甸等处,搜捕剃汉,勿论老幼,尽数厮杀,而还向城中’云”。

仁祖三年二月辛卯云,“臣来自嘉、定、宣、郭之间,则汉人之充满闾里者……”。

仁祖三年二月辛酉云,“毛都督票下将官易承惠遣手下军兵招谕辽东千山寺僧祖宁。祖宁率寺僧二百人、真鞑一人、驴马共二十余匹,一时渡江”,

甲戌云,“辽东人男女十一名,渡自浅滩,来投高岭”,

“参将徐孤臣引率假鞑四十七名及马十二匹转入昌洲。是时,毛营将士贪利乐功,潜入胡地近处,出没侦探,招纳假鞑,是以挑怒于胡中”。

仁祖三年六月戊戌云,“即见义州府尹李莞所报,即都司徐景栢、参将易承惠等领军兵捕获真、假鞑二百余名出来”,

乙巳云“盖自辽左陷没,督抚来我在我境,招集辽人,故人之投附者,其丽不亿,遍满西土,侵扰村闾。督府接待之策皆倚于我,数年之间主客俱困”。

仁祖三年十二月己卯云,“毛营探卒,几至千余名,或一日程,二三日程,往来不绝。冻馁假鞑,或二三十名,或五六十名,日日出来”,

甲申云,“假鞑出来,今日益甚,或冻死,或饥死。问其出来之由,则皆言‘奴兵大举西向,与西鞑相战,无暇东顾,故因此出来’云”。



毛塘、明人和朝鲜文献中有关于招纳辽民总数的记载,不过多是虚数。

天启三年八月,毛文龙称,“接渡辽民老幼男妇三十余万口”。

同年十月,毛文龙称,“今接渡辽民三十七万余名口”。

天启五年九月,毛文龙称,“前后共计招抚辽民百万有余”。

天启七年二月,毛文龙称,“招抚辽民数十余万”。

同年七月,毛文龙称“当臣之克复镇江也,义旗一树,豪杰景从,招抚辽民,日以千万”。(《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再看朝鲜人的说法。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四年三月己已云,“毛将领率数十万男妇就食我边”。

四月丙戌云,“毛将十余万众及老弱妇仅数十万糊口之资,皆取办于本国”。

《春坡堂日月录》载,“辽民来者日众,前后数十万口,分置铁山、蛇、梁等处”。

《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十月辛酉载,鲜王上疏朝廷云“毛镇当全辽沦没之后,孤军东渡,寄寓海上,招集辽民,辽民负襁而至者前后数十万”。


最后看明人的说法。

天启六年九月,曾巡阅皮岛的翰林院编修姜曰广、兵科给事中王梦尹陈述海外情形,称“辽民来归者不啻十余万,自长山、广鹿、石城、鹿、獐等岛各有安插,即自铁山至朝鲜之安州、麻布川、大川等处百里陆续不绝”。(《明熹宗实录》)

熟悉海外情形的周文郁说“辽民向因铁山有师,趋归如市,故毛总兵初以二百揭竿之旅,至今男妇数十万”,又说“铁镇精兵三万,民可逾二十万”。(《边事小纪》)



毛文龙诛死后,崇祯三年二月,孙承宗统计,“据东江汰定精壮兵丁二万八千,半系单丁,半有家室,总合老幼不下二倍计,当八万有余。其间尚有从未为兵,以商农自赡而侨居各岛者,亦不下九万。合之,实十余万”。(《崇祯长编》)

也就是说,崇祯初东江镇的总人口数共有十七八万,减去各岛的土著,算上被后金追屠和在朝鲜饥寒而死者,毛文龙所招纳的辽民当有十五万至十七万左右。

当时从河西入关和渡海到登莱避难的辽民也有二十余万,可见辽东失陷,有近四十万的辽民选择了逃难,他们逃亡的目的地向西是山海关等城和山东登莱,向南则是皮岛和铁山。

当时辽东人口很难确计,据嘉靖十六年重修《辽东志》,称“东都司定辽左等二十五卫、二州户口二十七万五千一百五十五”,而嘉靖四十四年修《全辽志》称,“辽东都司定辽中等二十五卫、安乐、自在二州、招集永宁监,户九万六千四百四十一,口三十八万一千四百九十六”。

这是官方册籍统计的人口数,实际人口肯定大于此数。

经过四五十年的休养生息,努尔哈赤进据辽东前夕,辽民应有五十万以上。

以五十万的保守估计,毛文龙招纳的辽民最多可占到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这无疑是一个庞大而惊人的数字。



难怪努尔哈赤感慨辽民的逃亡使得后金空有其地,而人民甚少,难得其用。

大量辽民成群结队的逃亡,一方面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大片耕地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军队粮食供应困难,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潜在兵源的萎缩,使后金不能迅速地扩充军力。

此外,毛文龙奸细横行,招降纳叛,又起了催化作用,使得人心更加涣散动摇,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不堪、动荡不安,这使后金不得不耗费更多的心力去稳定内部的秩序,而延缓了对外战争的进行。

天启四年正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曾降谕:“凡偷杀牛马者,火烧积粮、屯舍者,皆乃不耕田,无粮,不定居,流亡各处之光棍也。此等无食闲游之乞丐、光棍,一经诸申、汉人发觉,即行捕送,若有妻孥,则将妻孥赏于捕送之人;若无妻孥捉一人赏银三两。因得辽东以来,汉人无定,逋逃不绝,奸细肆行,务田不勤,故上怒而谕也”。(《满文老档》)


毛文龙的诱降给后金带来了很大的骚扰,后金君臣皆切齿愤恨于毛文龙。

如天启五年五月,有辽阳卫生员王绍基上本称,“文龙一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因此引诱无知良民,以致杀者种种,甚可怜也。不虑文龙之为患,而虑羽翼之日众;不虑文龙天命之日凝,而虑文龙人心之日困”,

努尔哈赤批云,“近闻关西河中出血,大风刮倒各衙古树,是天意又在朕也。但所虑者江东毛文龙耳!今密为探听,再观天意,先取江东,后取北京不难矣”,

并出示臣下,“可恨江东兵马,屡来行剿,引诱良民。尔等头目点起精兵,驻扎宽、叆,要复镇江,与他势不两立,决个雌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塘的这个说法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是毛文龙袭扰劫民的伎俩让后金没有太好的办法则是事实。

毛文龙虽然不能给予后金以军事上的有效杀伤和实质威胁,甚至常常是一触即逃,但是毛文龙每次的袭扰战都接回了数量不等的辽民,这就相当于在后金的粮食大仓中凿了无数个小洞,而毛兵屡屡乘虚钻入偷食,若置之不理,实为心腹之患。

后金称毛文龙为“毛耗”,正形象地说明了毛文龙对后金威胁之所在。

敌后战场成为后金必须铲除的后顾之忧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的。



正因如此,当时人认为东江的毛文龙部其战略价值不是围剿、牵制敌人,而是骚扰敌人不得安宁、掌握制海权和使敌人不能使用辽民。

如天启五年七月,兵部尚书高第称,“夫文龙者,以为征剿之大兵而冒险以窥老寨,越远以袭新城,则诬也;以为牵制之游兵,而练舟师以习水,熟海道以通关,则不为多矣;以为招抚之屯兵,而护难民,无使为奴尽致,降民无使为奴用,则更不可少矣。此东镇之平论也”。

曾经巡阅皮岛的姜曰广也说,“建虏之有东江也,犹人身之有蚤虱也,撮之则无处著手,听之则吮肤而不宁。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然则无关轻重乎?曰:中国能以夷攻夷,则中国重;夷能以中国攻中国,则夷狄胜。使无东江,则彼得用辽人耕辽土矣”。(《国榷》)



此外,毛文龙遣派的间谍和侦骑对明朝、朝鲜的情报收集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故朝鲜人亦称,“毛将善为侦探,而既云有东抢之计,不可诿以孟浪”。(《朝鲜李朝仁祖实录》)

虽然努尔哈赤严厉地捕杀奸细,但是毛文龙的间谍仍然潜藏暗涌。

《两朝从信录》载,孙承宗称道,“臣近有谋于东,谍回具述文龙有谍为贼所发,而广宁人铁信,其谍主也,近亦逃来言其事,则文龙之胆智无日不在贼巢之外”。

这些间谋中主要是辽民,因“奴奋势蹇屠,辽民怨离,是以知奴情状者愿为间谋,熟谙山川者愿为响导”,还有一部分是投降的蒙古人,不杀“留为响导反间之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在这些间谋中,最有名的当属耿仲明,据毛文龙称,“有海州门下人耿仲明者,其胆最大,其心极细。臣向托其坐定沈阳,以通消息”,于天启六年八月逃回,将努尔哈赤死亡的消息报告给了毛文龙。(《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文龙奸细密布后金,而且手段甚巧,可以逃过缉拿,并常常在第一时间将后金的军事动向透露给毛文龙,而毛文龙再转告给朝鲜和河西主战场,因而得以预先为备。



所以,努尔哈赤对毛文龙的间谍恨之入骨,“我气不过就是东江,只为山险谷深,前埋后伏,且他奸细甚巧,我的动静言语霎时便知,可恨!可恨!定要拿他”。(《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塘转述的这话当然有所夸大,但是毛文龙间谍的厉害在当时确是有目共睹。

毛文龙的侦骑也很厉害,如茅元仪所说,“毛帅未尝与奴一战也,然用归正之辽人以觇虏,昨年冰冻时,其侦骑直从陆行瓯脱之地七百里,而渡三岔以至宁远。夏半之时,有窃虏之骑直至荞麦冲,事露为虏所歼,荞麦冲为辽阳所属,而去三岔不百里,其入亦深矣”。(《石民四十集》)

而毛营中善于侦探者,据毛文龙称“如不畏险阻,远入哨探,工于间谍,招抚流亡者,则守备毛有贵、杜永芳、毛有凤、金永茂、张维藩、谢玄中、毛永赏等也”。

此外,尚有参将徐孤臣因不满毛文龙欺罔朝廷而独立出来,率部卒五十人穴居于鸭绿江越边,“春则作农,冬则侦探”,常常将后金的动向透露给朝鲜,所以朝鲜人对徐孤臣评价颇高。(《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十)——八一八毛文龙那些年招纳的辽民(1)


这一篇开始主吹毛帅

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虽然构不成实质性军事威胁,也未能形成理想的牵制作用,但是与袭扰同时的政治诱叛手段,则给后金带来很大的搅扰,这是毛文龙的敌后战场对后金最大的威胁。

而东江军镇也因招回大量的辽民势力不断地壮大,这是天启年间毛文龙抗金斗争的最大功劳。


天启元年至天启二年毛文龙招纳后金腹地的辽民前已有述,这里讨论天启三年至天启六年底毛文龙对逃亡辽民的招纳和对降金汉官的策反。


天启三年二三月间,毛文龙派兵渡江,策反降金的汉官,招诱辽民南逃。

据《满文老档》记载,二月二十三日,清河堡备御曹凤奏迁居孤山南八家地方的草河之民于二十日夜“尽携妻子南逃”。

二十九日,据报“毛文龙遣派五十人,离间吾国”,下令“有擒毛文龙遣派之人送来者记功。若不拿送,限他人首告,则治以灭门之罪,其首告者记功”。

三月初四日,石城备御王子登,追击逃人二百里,擒拿毛文龙奸细,升为游击。

十六日,下谕擒拿与毛文龙密谋的岫岩备御乔邦魁族人。

二十三日,青苔峪有三屯之三户人与毛文龙差人密通谋叛。

二十四日,宽奠赵游击、汤山守堡唐英元、李世功、张德玉、王元皎、张秉仪、张子敬等人因擒获毛文龙奸细而赏赉有差,王宗魁告发北吉寨人谋叛,刘吉宽首告双山备御苗宜庄私通毛文龙,均为升迁。

四月初六日,魏云登擒获毛文龙奸细升为备御。

十二日,叆河的巴达追杀高尔厅叛逃的辽民并毛文龙所遣千总,升为参将。

二十四日,边报托尔山屯民百余人与毛文龙所遣贾大、贾三二人密谋南逃。

二十七日,下谕佟养性详查岫岩城奸细。

五月二十五日,努尔哈赤下令汉兵基层将官其父母妻子族人必须居住辽阳城,这与鼓励告密都是针对毛文龙诱叛之计的应对手段。

感受一下受众人投奔的毛帅魅力


天启三年五六月间毛文龙又再次渡江袭扰招诱,这使附近一带辽民骚动不已。

六月十四日,边报青台峪、岫岩之民欲反叛。努尔哈赤特下令抚慰劝诫,“尔等若听信毛文龙所谓皆为官之诱骗,弃地叛去,一乡千百之人皆为官,则尔等属下之民又何在?故祸亦临尔等之头矣”,并派兵增援岫岩,但是二十一日岫岩之民仍然叛逃。(《满文老档》)(努尔哈赤日常吐槽)

也有降金汉官出现动摇。六月二十九日,石城参将王子登被告与毛文龙有书信往来,意图谋叛,虽然努尔哈赤认为是诬告,但是王子登与毛文龙私密接洽则是事实,其后更投奔毛文龙。

七月十二日,又有游击李维龙谋叛,结果为侯世俊告发。

天启四年正月初八日,正蓝旗汉游击高明和在辽阳城内捕得奸细。

初九日,连山关之汉人男丁四十人,妇女二十人,牵马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驴二头叛逃”,叛逃的方向当然是皮岛,因为此前毛文龙军队曾在附近活动。

二十六日,汉人备御赢廷禄执献二奸细。

天启六年八月初三日,戍守析木城的库拜抓获毛文龙所遣奸细五人,杀四人,解送一人至沈阳。


毛文龙派遣奸细诱叛辽民的手段令努尔哈赤心烦不已。

天启五年十月初四日,他下令严格甄别整编各屯辽民,大肆屠杀不与后金合作者,诛戮谋叛降官、读书人:

我等常豢养汉人,而汉人却置办棍棒不止。著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分别屯中之汉人。

常言道:豹子好辨,人心难测。为恐尔等听信奸巧之言,当以中正之心察辨之。凡以彼方所遣奸细之言,煽惑本地乡民者,皆属非我保举之官,或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书生、大臣等人,皆另行甄别正法。

为我建城池,出官差之人则建庄屯养之。无妻孥独身之人及应加豢养之人,则养之,赐以妻、衣、牛、驴、粮等,命建庄屯。而不该豢养之独身者及不从命者,亦加正法。

由八贝勒起,凡入诸申家之人,皆执之,照例甄别之”(《满文老档》)

这种铲除奸细的严令当然是针对毛文龙的诱叛。

在大肆屠杀之后,努尔哈赤在布告中说:

“我取辽东至后,未杀尔等,亦未动房舍耕地,未侵家室什物,皆豢养之。如此恩养,竟成不是。

古河之人,杀我所遣之人而叛。

马前寨之人,杀我使者而叛。

镇江之人,执我委任之佟游击送明而叛。

长山岛之人,执我所遣之人送广宁。

双山之人,暗通敌兵,杀我之人。

岫岩之人叛逃,为费书生首告之。

复州之人反叛,带领明船前来。

平顶山隘口之人,杀我四十人而叛。

不思我养育之恩,仍向明朝,故杀此有罪地方之人。

无罪地方之人居住日久难免不乱,故迁至北方,给以房舍田地食粮豢养之。

虽如此养育,然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而去者仍然不绝。

本年船城之人,耀州之人欲带户口投明,遣人勾兵前来领取之。

彰义站之人,为明兵来时棒击诸申而备置棍棒。

鞍山、海州、金州、首山等周围之堡人,皆曾窝藏奸细,勾兵前来带领而去。

我等驻扎之时,尔等尚如此杀我诸申而去以及备置棍棒。

我等往猎或出兵之后,尔等岂能安然处之?

窝藏明遣之奸细,接受札付,备置棍棒等种种恶行,皆在外书生、官员之亲戚及前大臣尔等之所为也。”(《满文老档》)

再感受一下受伤心碎的努尔哈赤


光从努尔哈赤的布告中,便可看出辽民反抗后金暴政的伟大力量。

尽管后金统治者施用血腥屠杀、清丁查口、收缴禁止买卖兵器、鼓励告密、迁徙边民等各种手段来控制奴役辽民,但是辽民仍然用投毒、诱杀、焚烧房屋粮谷、武装反抗、内应明军、逃亡等方式来进行英勇的回击。

在辽民的抗金斗争中,毛文龙派奸细联络,率兵前来接应,招纳辽民回乡,这就有力地支持了辽民的抗金斗争,皮岛也就成了“辽人对民族敌人进行斗争的军事据点”。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九)——“牵制一梦,十年不破”(2)

经过毛文龙三年的经营,此时的敌后战场力量已经逐渐壮大,士兵已有三四万,招纳的辽民也有十几万,却依然无法对敌发挥理想的牵制作用。

其中的原因除了本身战斗力差且接济困难外,其他的原因:

一是敌后战场的作战套路和进攻方向都己经被敌人摸透,只要留守之兵严加防备基本上无机可乘,根本无法造成出奇制胜的效果;

二是指挥的协同出现问题,两大战场各自为战,各求自保,而不相互呼应,这使后金很容易突破重围,各个击破。


当时,以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为代表的军事家屡屡苦口婆心地申说,反对以牵制、捣巢寄希望于毛文龙。

在孙承宗看来,“今天下根本在关门,而关门之大势在宁远与觉华相倚藉”,防守宁远才是正着,驻守皮岛的毛文龙部是收复辽东必藉之兵,但只是虚着,“不当以取四卫责文龙,不当以牵制捣巢倚文龙”。(《孙公行状》)

孙承宗、茅元仪进一步认为捣巢、牵制是一种未谙地势、不明军事利害的梦梦之见:

“即奴向之畏我而改计者,已渐知我之无能为矣,不独登莱也。有容不能入金、复,岂毛文龙之独能入镇江耶?

其孤城之不可守同也,其馈饷之不可继同也,其应援之不可待同也。

然则举朝所望于文龙制奴者,皆在梦也。

文龙之请进师,请以鲜师助,亦其酬恩激奋之一念耳,实未深言其利害也。不独此也。

自皮岛而入镇江九连,犹广鹿之入金、复也,其皮岛之入金、复也,地益远,力更不能。

彼不知地里,而谓四卫尽可责之文龙一人者,更梦也。又不独此也。

自皮岛之金、复,其为途坦,其为道里虽远而尚近,若欲袭取老寨,则自镇江而至宽、叆,宽、叆入奴寨也尚数百里,即向时刘綎所进之路也。

牛毛、董古诸险非可以偏师度也,即险可度,而袭人者必袭之于近,不然则探哨入而险已守矣。险已守,不可袭也,即古有千里而袭人者,或别有掩盖之术,如石勒之上马是也,或先诱之以不虞,如李愬之示弱是也。

今文龙之居彼有年矣,奴能不防乎?奴已防,不可袭也

彼不知情势而谓捣灭竟可望之文龙者,此更梦也。不独此也。

既明此地里,明此情势,则年来所云牵制之说,亦梦语也。

所谓牵制之者,奴虞前进而后袭之耳。今地势既未能袭,则奴动言有众数十万,然精兵五万,度必有也。彼留一万以扼险而已得十万之用矣

文龙动言有男女四十万,然度可兵者不过四五万也。悬军深入,主客劳逸之势已殊,又仰面而攻死守之险,即四卫未徙,东山之矿徒数万未徙,挟其全力,亦所不能。况入无人之境,而无一夫之援乎?我既不能如彼何,则彼亦何所患,而为我牵制乎?

今尽言接济文龙孤军,境外接济之诚是也,但即如其说屯田而余于粟,铸钱而余于金,当进师之际,阴入则不能辎重,阳入则众寡尚悬,我从险道入,彼从夷道出,转而袭我后,扼之入溢,进退失据,虽有军储,重为敌资,故即改掩袭为大举,改牵制为捣灭,而望此一路可成大功者,终梦语也

然则文龙岂竟无益于事乎?非也。

兵固有声,臣始终谓文龙为虚着者是也。

虚者足以形人,今情见势竭,虚之用竟如是乎?非也。

大局既定,则着着灵彻,臣始终谓虚而实用者是也

凡用兵者,先察地里,凡步骑舟车之所及,皆有限量,今以为可为则千里之境,欲责之于跬步,以为不可为则步步实着,又若在缥缈无何有之乡,故庙算不定而臆度妄量之说杂进,而无成画,则将吏有掩口笑耳。

故臣以文龙当其髀脐,以有容当其胸胁,以觉华当其肩背,其地势实然也”。(茅元仪《海岛情形疏》)

也就说,毛文龙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对手,不管自宽奠、叆阳入还是从从牛毛岭入,以千里揭穴,都既难且险,存在着孤军深入、馈饷不继、应援不待、以劳击逸、进退有虞等难题,并不能给后金带来实质性威胁,实非“肯要”之着。

朝鲜为向明示好,有助兵八万之说,而毛文龙向朝廷请饷,“每以直捣奴穴为己任,牵制奴不东为己功”,“中朝惑其言,以为即未能揭奴,而奴之不来文龙之力,不知文龙实不能制奴也”。

茅元仪来到孙承宗幕府,力图将弥漫朝廷的牵制诡说明白道破,“则纵不能夺举世之不忠而嬺贿者,亦能解举世之忠而不请地与势者”。

茅元仪与孙承宗所见略同,所以孙承宗上疏极言深论,但是朝廷仍然云里雾里,“终不解也”,“后公去,奴入犯,文龙且不及知,何况牵制?”(茅元仪《督师纪略》)

……不提袁崇焕,茅元仪和孙承宗的言论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可靠的佐证了吧。


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既然构不成牵制作用,但是当时舆论和后世的许多人多把天启三年至天启五年间后金没有发兵进攻山海关,归结于毛文龙敌后战场的牵制所致,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成立。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后金之所以没有西攻正面战场,是因为要巩固对辽东地区的统治,将辽东地区建设成西攻明朝、蒙古,东攻朝鲜、毛文龙的稳定根据地。

因此,后金在攻陷辽阳、沈阳、广宁之后,在战略态势上呈现出一种守势。

军事上,以重兵防守河上,在南卫和宽奠、叆阳、镇江一带也派兵严守。

政治上,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城,不久在辽阳城东太子河畔修建新城,称为东京,此举据努尔哈赤自称,“今辽阳城大,年久倾垣,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之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天启五年又将都城迁至沈阳,其理由是“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定都沈阳标志着后金的统治中心调整的完成。(《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在几次修建都城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女真平民受役烦苦,因而暂时搁置攻明的计划。

经济上,一方面将八旗军户安插到辽东各地区驻防,圈占辽东五卫和海州等四卫的耕地,实行计丁授田,将土田分给八旗兵丁,另一方面将南卫、宽、叆、广宁一带的沿边汉民前往沈阳、辽阳、萨尔浒、清河堡、奉集堡、威宁营等地,分地耕种,并凶残地镇压辽民的反抗。

天启年间辽东之所以没有失陷得辣么快是因为当时努尔哈赤正忙着迁都(叹气)


不过,说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作战没有起到理想的牵制作用,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敌后战场具有牵制力的可能性。

东江就战略地位来说,具有威胁宽、叆、镇江、凤凰城,并深入敌人腹地,支援辽民抗金斗争的作用,足以成牵制之势,但始终只是牵制虚套。然而战场的虚实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敌后战场的牵制虚着一定条件下则可转化为实着。

正如孙承宗、茅元仪所说:“兵固有声有实。知其声不继,而始防之,终轻之,则声为虚;借其轻,不意而抟其所不防,则声又为实。然终不若集群分而为合,总众声以立謹,令其无敢轻而分为防,则虚而为实之用”。(茅元仪《督师纪略》)

也就是说,敌后战场如果能与正面战场建立起指挥的统一,共同进退,相机攻防,首尾呼应,那就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天启六年五月毛文龙发动的以鞍山之役为主的一波袭扰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战役是毛文龙顶着质疑牵制的舆论攻击而发动的正名之战。

当时毛文龙探知后金即将于四月二十日过河,越过义州、宁远直攻山海关,决定乘后金西攻发兵袭扰,“一挫虏之前锋,一捣虏之中坚,一袭虏之后寨,一邀虏之归渡,联络声援,张疑设伏,俾虏不及深入,即入不久,牵其返顾,攻其必救”。

毛文龙请率官兵渡江,前至凤凰城、宽奠、叆阳等处扎营,分头接应。

据毛文龙称,旅顺参将李鑛率领的一路进攻盖州蛮子屯堡,斩获一番后,“当夜官兵随即奔回大胡峪”,被敌兵追剿,阵亡一百一十四员,“其奔散官兵,亦各回营”。

前营游击马应魁、海州参将林茂春率兵五千进攻海州,在岫岩地方埋伏敌兵哨骑,“在阵共擒巨魁牛鹿蟒角兔、白言哩二名,共擒活夷七名、斩获首级二十颗、夷马三匹,并盗甲弓箭”,得知敌兵在铁厂屯、蒋家屯等地防守甚紧,遂退回。

奇兵中营都司高万重等率兵六千率兵进攻辽阳,“奴贼知道江东兵马决来杀他,先于虎皮驿伏兵五千,头关站各屯伏兵二千”,进攻头关站各屯,“枪炮冲攻许多,贼尸遍地,余贼溃散。天将四更,职等恐贼追来,首级不及尽隔,随即收兵奔回草河口。达贼追上,破杀数阵,官兵因有林木遮身,达贼败回”,“共活擒真夷二十五名,斩获首级一十一颗,并达马”。

清河营游击曲承恩等率兵四千进攻沈阳附近的哩坞、黑奴赛,“枪炮喊杀,尸横遍地,杀死相当,余贼乱窜,又见

火光接天,梆声乱响,慌忙收兵,不敢尽斩首级”,为敌兵追上,“枪炮攻打,贼伤甚众败回”,“共擒活夷二十二名、夷妇九口,斩获首级十四颗、达马七匹”。

标右营都司毛有荣等率水兵进三岔河,“将马围子攻克,活擒真夷二名,得获达船一只,铜铁炮等物”。

标前营都司李继盛等率兵进攻鞍山驿,不幸消息走漏,“虏贼随即伏精兵于鞍山堡上下沟斩”,东江兵杀败敌人哨骑,以六千兵攻围鞍山堡城,“炮火连天,攻破城门。对敌许多,达贼伤众,俱各奔出……天将大亮,四边贼伏齐起,围住官兵,奋勇冲攻不出,杀死相当”,折损参将王辅、红旗游击李良梅等二千四百余员名,溃散的官兵三千余人得以逃回。(《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此役毛文龙极为讳秘,不愿朝鲜译官预闻,因而朝鲜人的记载不甚了了。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四年五月癸丑载,义州府尹李莞报,“都督将官王辅、毛永美等遇贼一枝,不得脱兔,其余崔天泰、毛有男、毛永荣、张魁、赵翼龙等则溃散不知去处,都督军中之人,附耳密语”。

同卷五月甲寅载,接伴使郑斗源等报,“都督军兵之初渡江也,分八路入去。一则水兵也,马应魁领之;一则参将王辅为先锋大将,统率诸将官二十员自义州渡江;一则曲承恩、徐孤臣等自昌州过江矣。

毛有喜,乃王辅麾下将也,即日脱身逃来云:‘今月初五日,王辅为诈降假鞑所诱,过辽阳至鞍山,则城中只有鞑兵及假鞑若干,遂陷其城,多获人畜而出。利于小胜,再入城中,不意真鞑围而攻之,王辅、李良梅、崔天泰、李尚忠、张文登、毛有男等六将战死,其余十四将不知去处,所领军兵一万八千尽数覆没’云。而唐人知言,似难全信云”。

据后金记载,则称五月初五日,“明将毛文龙遣兵侵鞍山驿,城守巴布泰击败之,杀其兵千余,擒游击李良美。上方回军,闻鞍山驿有警,乘夜急入沈阳城,诸贝勒俱趋鞍山。至中途,闻敌已败,乃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十二日,“明将毛文龙复遣兵侵撒尔湖。昏时,攻城之南门,城中矢炮齐下,明兵退而结营。我国总兵官巴笃礼从山而下,大呼直入,敌遂败,巴驾礼率兵追斩敌兵二百余”。

通过对毛塘、朝鲜和后金三方记载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天启六年五月的这次对后金的袭扰中,海州、盖州、三岔河、沈阳附近的战斗只是小部队的偷袭、伏击战,毛文龙的军队基本上无功而返,萨尔浒役不载毛塘,不过显然也是一场失利。


最重要的则是鞍山役,毛文龙以六千兵长驱偷袭,却因中伏而损兵几半,阵亡参将王辅等一批精兵强将,对敌后战场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即毛文龙也因鞍山之败而郁郁不乐,“容色惨淡”。

更严重的是投降的游击李良梅“尽输岛情于奴,奴于丁卯灯节前,用良梅乡导,潜克铁山”,这就为敌后战场再遭重挫埋下了败笔。(《边事小纪》)

而据毛文龙事后上报,这次战役“在阵活擒渠魁二名、活夷八十三名,阵斩首级六十三颗,备造清册,另文俘解,其阵亡官兵四千余人”,可谓损失惨重,然尚欲献俘请功。

兵部尚书王永光认为,“擒斩者不满二百人,而我之官兵死伤者已四千余人,器械马匹遗弃杀伤者又不可胜计……即以功罪准之,尚可侈京观而夸廷献哉”,建议停止献俘,得旨“依议”。(《明熹宗实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对此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孰知毛文龙迳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掣之功,此为最烈”(《三朝辽事实录》)

因此,天启六年四五月的这次袭扰战虽然以无功而损兵折将告终,但是在后金西攻蒙古的情形下,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使后金连夜撤兵不敢继续进攻宁远。

它一方面证明了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已经黔驴技穷,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敌后战场哪怕打败仗,但只要与正面战场声势相倚,首尾呼应,当敌西攻乘虚而入,就算无法起到理想的牵制作用,也能给敌人造成震动,牵制虚套也就变为牵制实着。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八)——“牵制一梦,十年不破”(1)

接着来看看毛文龙靠冒功报假捷获得的各种赏赐:

天启三年十月,毛文龙报满浦、昌城之捷,登抚袁可立称“其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东西奔驰,如弄于股掌之上,当优叙以为用谋者之劝”,熹宗下谕奖赏毛文龙银一百两、蟒衣一袭,又发帑金三万两犒劳。

同年闰十月,毛文龙报董骨寨捷,“上嘉其功,降敕奖励,赐以金蟒,仍发帑金三万两充赏功等费”。

十二月,毛文龙报阎王寨捷,得旨“毛文龙并各将吏功次,着即行勘叙”。

天启四年五月,“赐毛文龙百金、蟒衣一袭,余将吏升赏有差,仍给敕百道待有功者”,又传谕“功虽微小,实挫贼锋,其复辽之机端在斯乎?朕心岂不嘉悦?”

该年十一月,因毛文龙不受后金反间,加毛文龙左都督,赏大红蟒衣一袭、银五十两,部将各升授有差。

天启五年正月,下谕嘉奖毛文龙牵制之功“念尔海外孤军,尤关犄角,数年以来,奴未大创,然亦屡经挫败,实尔设奇制胜之功,朕甚嘉焉。兹特赐敕谕,尔其益鼓忠义,悉殚方略,广侦精间,先事伐谋,多方牵制,使奴狼顾而不敢西向,惟尔是赖”。

二月,敕谕毛文龙“尔提孤军,驻师穷岛,偏将时出,奇捷屡闻,使逆酋狼顾,未遂鸱张,已三年矣,惟尔之庸,朕实嘉尚”。

廷臣也纷纷盛赞毛文龙的牵制之功,称之为“海外长城”,“即韩、白之智,刘、岳之勇,当不过是”。

并屡请接济毛文龙,“与其来而制之,不如制之使不来,在联西虏携其文,济毛帅以牵其应也”。(《明熹宗实录》)

注意这里的各种“蟒衣”(脑补毛帅穿大红金蟒衣),依《明史·舆服三》说:“按《大政记》,永乐以后,宦官在帝左右,必蟒服,制如曳撒,绣蟒于左右,……贵而用事者,赐蟒,文武一品官所不易得也。 单蟒面皆斜向,坐蟒则面正向,尤贵。又有膝襕者,亦如曳撒,上有蟒补,当膝处横织细云蟒,盖南郊及山陵扈从,便于乘马也。或召对燕见,君巨皆不用袍,而用此;第蟒有五爪、四爪之分,襕有红、黄之别耳。”

《明史·舆服三》又载:“(嘉靖)十六年,群臣朝于驻跸所,兵部尚书张瓒服蟒。帝怒,谕阁臣夏言曰:‘尚书二品,何自服蟒?’ 言对曰:‘瓒所服,乃钦赐飞鱼服,鲜明类蟒耳。’帝曰:‘飞鱼何组两角?其严禁之。’于是礼部奏定,文武官不许擅用蟒衣、飞鱼、斗牛、违禁华异服色。”

毛文龙在天启年间四次得赐蟒衣简直重臣待遇了有木有!


再来看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究竟是否构成了牵制作用:

首先看镇江之役到入据皮岛这段时间(即天启元年七月至天启二年底),镇江报捷后只七天便再次沦陷,毛文龙率数百残兵退入朝鲜,渡江招降纳叛,后金被迫迁徙边民并决定渡江进剿毛文龙,林畔之役毛文龙兵几乎全部被歼,过了一个月后金便发兵西攻广宁,正面战场再遭大挫。

天启二年,毛文龙入据皮岛之前,屡屡渡江招回辽民,却无法给后金造成实质性杀伤,因而也不能起到牵制作用,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后金对十三山抵抗义民的进攻从天启二年月至天启二年九月,并盘踞广宁一年之久。

应该说,此时的敌后战场由于力量十分微弱,它只能延缓敌人发兵进攻正面战场的作战行动,根本就不能起到任何的牵制作用。


再看天启三年至天启五年底,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毛文龙发动了对后金的一系列偷袭和伏击作战,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不过由于后金一时未有渡江的打算,双方在鸭绿江沿线僵持,宽奠附近和镇江一带成为双方哨骑出没之地。

在敌后战场对峙之时,后金又曾出兵进攻蒙古,屠戮复州,攻陷旅顺,显然无畏蹑后,这正证明了当时敌后战场并未能发挥牵制作用。

所以,当时就有人怀疑所谓牵制是否属实“牵掣之说,似犹未的”,“使毛帅时出不意,以疑敌瞰敌,谁曰非策,然而兵微势阻,有小才而无远略,可以瞰敌,亦未必足以制敌也”。(《两朝从信录》)

旅顺失陷后更引起朝臣对海外牵制的质疑,例如巡按直隶御史洪如钟称,“近者毛文龙驻师海上,谓奴有所摄而不敢动,忽焉出其不意,直缚张盘,陷旅顺如拉朽,中国短长之效盖已见矣”;

又如兵科左给事中陆文献质疑毛文龙“去岁金州被削,旅顺失陷,数月以来,绝无后著,岂先后智愚勇怯为两截人,与其在朝廷不得不信,其在士论不得不疑”,并请遣官阅视整顿皮岛。(《明熹宗实录》)


宁远之战,后金挥兵六万压境,攻掠二十余日,战事已经三月毛文龙竟浑然不觉,朝廷才开始发觉毛文龙的牵制根本名不副实。

宁远之战中,后金之所以“略无踉跄返顾之意”,其原因在于冬季鸭绿江冰水一合,敌骑可渡,所以为避免后金长驱突袭,毛文龙一到冬天就避兵于须弥岛,铁山戍兵则列栅以守,如此,采取收缩防守的敌后战场当然无法牵制后金西攻正面战场。

另一个原因则是东江军队的战斗力根本无法给后金留守之兵造成实质性威胁。

其实与宁远之战差不多同时,毛文龙曾发动了对威宁营、海州一带的袭扰战。

据毛文龙称,当时,参将易承惠率兵于正月二十一日前往威宁营,“各屯俱皆围住”,斩杀几个女真平民之后,哨报“探得奴酋于沈阳月十四日出兵,十五日在新城吃宴起兵西去,虽然精兵尽去,城中防守甚紧,去攻不得”,易承惠等无功而返;

参将王辅率兵于正月二十二日前往偷袭海州,哨报,“奴酋大虏于十八日午时,过三岔河、红草头、丁字泊几路头,于过河二十里就下营,径下路西寇去了”;

王辅派兵一千五百名,欲与城中辽民里应外合,“官兵随围喊攻多时,枪炮打死达贼无数。贼见各山顶上炮火连天,又见城里城外兵民喊声动地,不知多少兵马。天将大亮,随即收兵”;

“活擒真夷五名,阵斩夷级五颗、达马五匹、达弓箭一大捆,带回劫去海州旧城并沿路屯寨带回来乡五千余名”。(《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两役“在阵炮死官马四十五匹,阵亡官兵李朴等三百一十四名,著伤官兵五十六名”。(《明熹宗实录》)

此次作战伤亡惨重,它证明了毛文龙的袭扰连给后金的留守弱兵都造不成实质性的军事威胁,当然后金的精兵可以毫无顾忌地围攻宁远。

然而事后毛文龙却狡辩道,“今年正月二十日,臣即率官兵至沿江一带,督发深入,令易承惠等进攻威宁营,林茂春、王辅等进袭海州等处,皆有擒斩,奴闻掣回。是臣不但知之,亦牵制之矣”。(《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时任蓟辽总督的阎鸣泰说得好

至于毛文龙塘报一事,尤为可异。据其所称攻掠海州者,正月二十二也。此正奴酋攻围宁远之日。海州去三岔河仅六十里,既云火炮连天、喊声动地,何奴中寂无一闻,而按兵逍遥,若无事而回,独不畏其掣也”。(《明熹宗实录》)

阎鸣泰倾向于认为海州之役是虚报,此役《满文老档》缺档,朝鲜史料无载,判断是否虚报无史可征。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宁远之战完全是袁崇焕的功劳,如果宁远不守后金早已叩关,那种认为后金不敢久战是因为毛文龙牵制敌人的观点是非常荒谬的。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七)——八一八毛文龙那些年报过的“假捷”(2)

为了使冒功合理化,毛文龙常常夸大伏击战、偷袭战的战果。

伏击战这种作战样式需要严密侦査敌人的行进意图,注意封锁消息和伪装,出击必须迅猛,同时又能在不利的条件下迅速地转移。

正因为伏击战战机很难把握,出击又要勇猛以防敌人报复,所以它的对象主要是敌战斗人员较少的运输队和零星的小股分队。

因此,毛文龙伏击的多是战斗力偏弱的零星哨骑和运粮部队,绝非塘报所说动不动杀敌兵数百。

如《崇祯纪事》称,“文龙掠沿海零丁,或指为奸细,或称临阵斩获,以是积功官都督,挂平将军印”。

即宣扬毛文龙战功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也称“出兵设伏宽、镇间,奴骑零星哨探中伏辄擒,并夺其马,屡中屡擒……今虽随地设伏,而奴马己尽撤回,绝无零星虏骑”。

天启六年曾巡阅皮岛的翰林院编修姜曰广也在上疏中说,“自旅顺至铁山沿海与奴邻,耕牧、侦探处处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壮擒弱,或彼或此,此尝情也”。(《明熹宗实录》)


偷袭战特别注重隐蔽以造成出敌不意的效果,作为偷袭战的一种,隐蔽是夜袭的基本条件,一般只能由小部队进行,而且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通常只能对敌人个别前哨进行夜袭,至于大部队,只有当没有前哨的情况下才会受到夜袭。

毛文龙对后金的夜袭主要针对哨骑、后金边远地区稀落的部民以及有内应的城堡,之所以屡屡失败,要么是因为隐蔽性做得不好,使敌人知警,要么是因为战斗力太差,偷袭根本不能使敌人惊慌失措,反而一触即溃,结果以被追剿而告终。

客观地说,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战初期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给后金带来一定的人员杀伤,毛文龙的记载虽有夸大,但并非都是捏造,朝鲜和后金的记载都证明了这一点。

可惜的是,努尔哈赤很快地熟悉了毛文龙的战术,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布置,不再为毛文龙的虚声和诱敌所惑,这使得毛文龙屡次的偷袭、伏击不是收效甚微、无功而返,就是以失利被剿告终。

所幸,由于诸次战斗都是小部队作战,这些失利并没有对毛文龙势力造成致命性的打击,而努尔哈赤明白剿杀毛文龙必须连带解决朝鲜问题,一时尚未有渡江东征的打算,毛文龙得以在朝鲜北部保持活动。


从天启三年开始,毛文龙已经逐渐黔驴技穷,想不出理想的反制战术,无法给后金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和杀伤,也奈何不得后金,双方处于对峙的状态。

如天启三年孙承宗给毛文龙的信中所明言,“然外搔之而不能深,则彼之坚自若;数肆之而不能入,则我之计且穷。又况乎兵粮未足,将士或虚,未必其数肆而数拨之也”。(《答毛文龙总兵》)

天启五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的疏言也说:“奴子女辎重皆在老寨,文龙驻师江上,间道可通,故得出师扰之。然崇山峻岭,驰驱为难,文龙率用步卒,掩其不备耳,度未能大得志于奴也”。(《明熹宗实录》)

宁远之战之后,这种情形已经更为明了。

如天启六年五月,兵部尚书王永光称,“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明熹宗实录》)

天启七年二月,蓟辽总督阎鸣泰也称“毛帅之伎俩亦穷”(《明熹宗实录》)

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战未能给后金带来军事上的实质威胁,这是双方实力悬殊和毛文龙战术失败的必然结果。


然而毛文龙在塘报中却屡屡夸张大捷,甚至掩败为功,其意不过在于欺瞒朝廷,以希图功赏。

毛文龙冒功的常见手法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虚张作战兵力。

例如满浦、昌城捷报主力渡江兵就有六千,凉马佃之捷报用兵一万五千,董骨寨捷、牛毛寨捷报用兵三万。

事实上,这些战役前不久,天启三年七月,据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称,毛文龙海上兵只有“二万名”(《明熹宗实录》),且毛兵兵农不分,里面尚多老弱病残,绝不可能动不动就出兵数万。况且,这些说法也与毛文龙自言的轻兵袭扰战术相矛盾。


其次是虚构战斗情形。

毛文龙塘报中的诸战无非是偷袭战与伏击战,这些作战类型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得到毛文龙所说的战果。

在这些千篇一律的战况叙述中,后金十分容易地屡屡受诱中伏,屡屡遭到偷袭溃败,但如果后金像毛文龙所说的一般昏昧,毛文龙杀敌数百、数千、数万,那么为何毛文龙几乎不能据守尺寸之地?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东北地形呈三面环山、平原中开的盆地轮廓,由于地质构造断裂活动,在东部山地形成了多个地式断裂带,在地貌上表现为宽谷、山地、盆地的相间分布。

险要的地形是毛文龙出奇袭扰的基础,同时后金也可以利用来防御,抚顺、清河、宽奠、叆阳一带存在许多易守难攻、难进难出的要塞,毛文龙果真深入其地,大败敌兵,又如何全身而退呢?

可见,塘报中许多的战斗情形既不符合战争实际,也违背军事地理常识。


毛文龙虚构战斗情形的手法还有一种表现,那便是将原本无关的事攘为己功。

前文提到的天启元年冬后金迁民焚屋之事,毛文龙称为伏击溃敌而焚走,天启五年七月将后金筑沈阳未就退修铁岭之事归结于敌兵于中河之役败仗而丧气。

又天启四年朝鲜李适之叛,毛文龙未发一兵一卒,却于天启五年十二月向朝廷谎称出兵平叛:“朝鲜李晖之逆党李适、韩明琏等起兵昌城,直奔王京,臣知统兵蹑其后,遂尔被擒”。(《明熹宗实录》)无怪乎朝鲜人称毛文龙“贼适之败,援为己功”。


再次是夸大斩级、俘获。

历次战役的斩级、俘获数前已有述。毛文龙屡屡声称杀敌多少,俘获多少,接着便补充道不许割级,或者说在逃跑路上将斩获尽行丢弃,或者为火所焚,或者为敌所窃,总之是物证已失,无从查考。

毛文龙这个冒功手法可以骗过文官,不过朝鲜人则知之最深。

天启五年五月,知事李廷龟所说,“都督不修兵器,不练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无非欺罔之言”。(《朝鲜李朝仁祖实录》)


天启年间毛文龙铺张战功,除了冒功,还有献俘、著文、立碑等几个手法。


先谈献俘。

毛文龙向朝廷献俘始于天启元年七月的镇江役,审验二十三名,止解六名到京。天启三年闰十月,报董骨寨大捷,献俘四名。天启三年十二月,报阎王寨捷,献俘四名。天启四年七月,报骨寨、骨皮峪、分水岭捷,献俘二十余名。天启五年三月报捷,献俘二十七名。天启五年七月报捷,献俘一百三十名。天启五年十一月,献俘十三名,妇女一名,子女三名。(《东江遗事》)

献俘不过是为了向朝廷宣示战功,然而押解途中竟有换俘之事,在时人看来这“直同儿戏”。

户科给事中杨文岳就此奇事疏论:

“顷者毛文龙差官解俘七名,至中途,逃去二名,当即拏获,其一名情急自死。又云行至广鹿岛,急差官手传令箭,赶来口称,前达系六王子管家,今有机密重情,令将带来活夷换回六名,臣闻之不胜惊疑。

夫献俘之举,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换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得來,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

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以副朝廷委任责成之意。”(《明熹宗实录》)


献俘不仅为弊甚多,更可骇者竟有将辽人冒充真夷事。(可以说是毛文龙最大的黑点了)

即以天启五年登州俘虏逃跑时说,“时诸夷半属辽人,率解汉语”。

在此前天启四年五月,秀水人谭昌言为登莱参政,心奇毛文龙献俘,据记载,“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毒,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明熹宗实录》)

而所获真夷当中,荒落无辜居民所占不少。

例如,天启四年九月,兵部会审俘虏于朝阳门外,只见这些俘虏当中有幼童四名,幼女四名,“不过山居夷民被我师扰获以归者耳”。(《明熹宗实录》)

这种杀掠妇孺的做法在朝廷看来完全是伤天之和,而掳掠投降的壮丁则充冒是当阵抓获,在言语不通一切只凭押解的通事汇报,朝廷也只能以“事之虚实,尽不可知”作为结论。

事实上,有许多所谓阵擒俘虏,不过是女真降人,如陈鼎《留溪外传》称,“岛师解伪俘至,帅亦忠贤子,欲张其功,举庙献礼,冀邀封爵。大成阴召舌人译审,实为降人,即疏请缓死。时献俘有期矣,竟寝其事”。

杀平民冒功,或者以降人冒充阵擒,这种虚冒军功是当时边镇武将普遍的弊习。

朱国桢《涌幢小品》曾云,“边将杀平民报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时有降虏至,健而审译无他者留为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语可疑者另置一处高墙垣,食以虏法,不改椎结,俟有失事,取斩之,或三五,或十余颗,报上,验之,真虏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赏,人皆不疑。盖一参将曾守边者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无有发之严禁者”。(骇人听闻有木有!)

毛文龙以归顺的辽人、投降的后金平民充当俘虏的战斗人员,正是因为东江悬远便宜之利,才能将这冒军功的手法发挥得淋满尽致。


再谈著文,这主要涉及到《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该文作于天启三年八月,作者汪汝淳为寓杭的商人子弟和下层儒生,曾参与多部天学著作的校梓与题跋,与杨廷筠等早期基督教徒多有往来。

天启三年六月从皮岛返回杭州,很可能曾经以诸生身份在毛文龙帐下当过幕僚。

同年秋,毛文龙侄子毛维新自海上回杭,备述毛文龙之功,又谈海外接济之难,显然这是毛文龙所授意,希望幕僚汪汝淳向朝廷禀明自己的战功与苦心。

汪汝淳遂于八月初一写成此文,上呈阁部要员,其意在于颂扬杭人富二代毛文龙之勋劳,并希望朝廷接济毛文龙以成牵制之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不过是毛文龙虚张战功欺满朝廷,以向朝廷索取更多饷银的一个手法而已。

毛文龙的手法也很成功,朝廷更重视东江的牵制作用,陆续拨发了许多军饷,而毛文龙竟至请饷百万夸诩明年灭敌。


毛文龙不仅让亲信向朝廷宣传战功,还让朝鲜人也来为他颂功。

这就要谈到天启四年七月朝鲜所立的《毛公功德碑》

天启三年闰十月,毛文龙暗示朝鲜人为自己立碑颂德。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元年闰十月丁未载。“毛都督接伴使李尚吉驰启言:都督部下将士皆献轴颂都督功德,其意欲使我国人效而为之,微言于译官,又要立石颂德,夸耀于诏使’。备边司请令平安监、兵使率守令进轴又令接伴使及诸道监兵使皆献轴,都督碑文速为撰送,俾及勒石于诏使未来之前。上令撰送碑文,而姑停献轴”。

仁祖二年四月戊申载,“立碑于安州,颂毛文龙之德。文龙以诏使匪久出来,欲夸耀耳目,讽使立碑故也”。

毛文龙之所以让朝鲜人立碑,他的意图就是想要向朝廷宣示自己联络属国、犄角抗金的功劳。朝鲜人明知毛文龙的企图,却不敢反对则是因为鲜王的封立有毛文龙的人情。

所以,朝鲜人不仅为毛文龙立碑,而且在天启五年迎接诏使时还违心盛赞毛文龙的功劳。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三年六月庚辰载,“上幸南别宫,见两诏使,设下马宴。上曰:毛都督自镇弊境以来,辽民归顺者不知其数,加以号令严明,威风远及,奴贼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无恐。天朝亦知此耶?’”

仁祖三年五月己未却载,此前不久,知事李廷龟则奏:“即闻远接使秘密驰启曰:‘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

对于朝鲜人来说,毛文龙自恃“有导奏天朝之功”,自然不得不曲意逢迎,此外又有一种顾虑,即担心向朝廷吐露毛文龙实情,则恐有激变之忧。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四年四月丙戌载,宁远战后朝廷对于毛文龙海外的所作作为已经心有怀疑,移咨文欲令朝鲜禀明实情,备边司等上启鲜王:“而亦有一种公论,觉其诈妄海外之事,不能真知的见,故有此奏咨,欲闻本国实情者也。今若一一吐实,则恐有激变之忧,曲为阿护,则他日亦必反为所陷,可谓难处之甚者”,建议“且陈毛将有功之状暨日后难处之形”。鲜王同意大臣的意见,并嘱咐“此事勿泄可也”。


朝鲜人不敢将毛文龙的不法透露给朝廷,朝廷派出的诏使又因毛文龙的虚张声势和百般阻挠无法得知毛文龙的虚实,这样明朝国内关于东江的信息大多源于荒诞不经的毛文龙写的塘报。

从天启二年至天启五年这四年的时间后金未曾西向攻关,朝廷和舆论认为这是毛文龙牵制得力所致,故毛文龙又获得足以安身立命的牵制美名。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六)——八一八毛文龙那些年报过的“假捷”(1)

在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作战中,陆上袭扰战要占绝大部分。

天启三年二三月间,毛文龙曾派兵渡江,进行袭扰作战。


以《满文老档》记载为证:

二月三十日,努尔哈赤降谕“戍守南海沿岸之统兵大臣等,为免敌于各驻军两地之间有隙可乘,当严加搜寻”,以防毛文龙。

四月二十一日,边报“有明船八艘、舟十四只,迎岫岩河水而来,酉时,侵袭苏纳额附所设之边缘卡伦五处,杀死一人。闻汉人炮声,苏纳、色牛克口追杀之,获船三艘”。


从天启三年六七月至天启五年底,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文龙又陆续发动了一系列对后金的袭扰作战。

首先是登陆袭取金州、复州一带。

当时刘兴祚以复州内应降明事露,努尔哈赤屠戮复州之民,并驱赶永宁、盖州民北去,于是四卫俱空。

六月,麻洋岛守备张盘同守备程鸿鸣等带领水兵出青山嘴,接渡金州、复州遗民四千人,俱衣不蔽体,张盘挑选壮丁千余为兵,并差人前往松木岛刺探金州情形。

得知金州城只有敌兵五百守城,遂于七月初二日以岛民为向导登岸,昼伏夜行,于初三曰三更薄城,“各举火把,一齐喊放炮,军声震天,达贼俱从北门逃去”,张盘即率兵驻扎金州城。(《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八月二十日,后金探得“有明兵三千人进金州城”,即于九月初二日派兵将城内明兵二百掩杀殆尽,“张盘向住麻洋,奴肆焚烧而毁其城垛城角以去”。(《明熹宗实录》)

十月初五日,张盘侦探复州守兵弛备,遂以夜半乘虚而入,敌兵撤退,永宁等堡俱攻克。

后金增兵反攻,张盘出城伏兵山间,“炮击刀斫,斩获无数,而器械锐炮俱掷弃而奔”。城中粮尽,张盘只得退守旅顺三山海口,得失风船米菽千余石,兵民得以济。

天启四年正月,后金以万人攻打旅顺堡,张盘坚守奋击,敌不能下,遣使招降,张盘斩使以殉,“火药将尽,盘开堡出,伏两山间,建人入堡,伏起夹击之,大败引去”。(《山中闻见录》)

毛文龙分定游击张盘驻守旅顺,都司朱国昌驻长行岛,曾有功驻三山岛,鼎足以守。张盘在南关岭树栅以守,工程方起,敌人猝至,朱国昌战死,张盘被俘。

天启五年正月十五日,后金兵六千人又乘胜直袭旅顺,“破城戮将,血屠辽民”。(《明熹宗实录》)


其次是屡次渡过鸭绿江袭击后金辽东路宽奠、叆阳、凤凰城一带。

天启三年八月初六日,毛文龙塘报满浦、昌城之捷。

此役毛文龙兵分五路,以游击马应魁等领兵从满浦进剿,参将易承恩等领兵从昌城进剿,游击王辅等领兵从千家庄进剿,游击王承鸾领兵从别东进剿,都司杜贵等领兵从水口进剿,毛文龙则率兵六千从鹿岛前往镇江、汤站等处下寨,接应五路。

此役毛文龙的战术就是四处虚张声势以为疑兵,具体来说,是以轻骑兵乘夜登岸,“不为深入,但于沿边各山头上放炮举火,砍柴焚树,烈焰冲天,更易旗号服色,往来驰骤”,“带有喷筒火器,沿途燃放”,“向城内举放火炮、火箭等项,攻打一阵”;

敌传梆出击时,我方迅速后撤,在敌人必经的山谷深林之地摆设空营,埋伏地雷,这样使敌四处传警,“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疲,自相践踏而死”。(《明熹宗实录》)

此役的战果,据毛文龙塘报称:“计所必至,既毙于空营,复毙于自相蹂躏,又复毙于追跑力穷,奴之受困亦极矣。职用兵不满一千,而贼死者二万余。贼所恃弓马,今马死者三万余,是贼至手足,全去其半,贼之借力,五失其三。”(《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以疑兵便能杀敌两万人,这种荒唐的说法显然是毛文龙夸大战功。


不过毛文龙的塘报中也有真实的成分。

以《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为证:

该书于仁祖元年七月乙未载,“近接义州之报,毛将已为渡江,游骑出没于凤凰、汤站之间,日日放炮,以为声势。又闻易承惠等已自上流渡江,其军之单弱,臣已目见”。

再以《满文老档》为证:

天启三年六月初五日,新城守兵报“毛文龙兵渡过江河,于夜间由远处鸣炮明喊,来攻我赴长甸取粮之十三人,我十三人先闻炮声,即乘马避之,毛文龙步兵于是夜空手而回矣”。

六月初十日,千山守兵俘获毛文龙兵六人。

为了清除毛文龙的游兵,八月初七日,努尔哈赤下令凤凰城、岫岩、叆河等处守将“探寻由彼方来人之踪迹,得其迹后,即派妥人由外堵截之。于其踪迹前放十人,后再放二十人,继续再将众人分队置于附近潜行。为恐队距远而受损,务须详加察寻而杀之”。

同日,边报汉兵三百人在江彼岸候渡,有一百五十人渡河前来打探消息,被杀十五人,擒把总一名,供称“毛文龙在铁山,并沿江驻兵警戒”。

这正是毛塘中所说的有敌兵“齐到满浦对各过山,沿边剿杀,遇有辽人,尽为剥砍,一个不饶”。

以上朝鲜和后金记载验证了毛塘所说的疑兵扰敌战术,也说明了毛文龙的计划没有起到多大效果,以损兵折将告终。


天启三年九月,毛文龙又发塘报凉马佃之捷。

据称八月十六日,毛文龙率兵一万五千余名渡江,深入至清河凉马佃,探得敌兵在佃中放马,乘夜举火,与策应兵齐冲向前,“斩级二十一颗,夺达马六十七匹,达帽七十二顶,达甲九十一领,弓箭刀枪夷器共二百三十五件余”,曲承恩等“斩首级五颗,夺达马八匹”,游击尤景和等埋伏山岭“枪炮齐发,东西夹攻,砍死达贼无数,俱被驼去”;

追击“斩获首级六颗,夺达马一匹,达帽夷器俱全”,又令兵士“四山放火,烟突满天,贼疑大兵,不敢追赶”。(《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此役情形不见朝鲜记载,《满文老档》的记载却与毛塘截然相反。

八月二十一日,边报有一百汉兵进马托里乡掠夺,色牛克等三将追出,与甜水站参将舒塞合兵,“分四队进击而破敌,杀其为首者,获马,并执其六人杀之”,“遂往青台峪这边岭上堵截其夜路时,遇由彼方而入之贼二十人及马一匹,追杀之。获弓三张,枪十七杆”。

同日,往掠新城、叆阳的额克兴额副将奏:“于碱场击败由彼方前来之敌兵,杀游击一人、千总一人又三十三人。于一堵墙杀千总一人又四十人。于孤山杀千总一人又四十三人。于新城杀千总一人又四十四人。于甲山杀千总一人又十一人。于汤山杀十五人。合计杀一百零六人……该逃去之兵,沿鸭绿江而上,过白山东麓,来袭辉发。住辉发之武大臣追击三日,无一人逃出,皆杀之”。

如此看来,所谓的凉马佃之捷又是一场惨败(……)


天启三年十月,毛文龙报二捷。

首先是董骨寨捷。

据称毛文龙于九月初六日率兵三万,从昌城过江,“分骑兵为头敌”,攻打董骨寨,“斩获首级二十六颗”,又“捉获达马七十六匹,牛六十头,猪羊二百二十八只,夷器一百八十件”。

占领空城牛毛寨之后,又进据阎王寨,敌兵至“随令步兵居前,骑兵居后,抟鼓先登,喊声大振,枪炮齐发,官兵奋勇砍杀,斩获首级一百十二颗,生擒达贼四名,夺达马九十四匹,夷器二百三十件,达贼败去,驱兵追赶二十里……沿寨埋伏火器空营,归至铁山”。(《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其次是牛毛寨捷。

据称此役毛文龙从原路再入据牛毛寨,在山谷埋伏,“炮声齐响,在贼阵后,贼惊有伏,撤回退去。我兵擂鼓疾进,追接贼尾砍杀,两处伏兵各从胁冲击”,共“斩获首级共一百七十一颗,夺获达马一百一十三匹,夷帽夷器俱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天启三年闰十月,毛文龙塘报乌鸡捷。

据称,毛文龙调派岛兵,分别从千家庄、水口、方山、镇江、宽奠、叆阳、凤凰城进兵,而毛文龙亲率兵从昌城过江,约于闰十月初四日聚集乌鸡关。

毛文龙令选锋游击沈世魁率骑兵攻打深河寨,待敌至佯败诱敌,中于埋伏,“一声号炮,空营先发,在贼阵内火炮飞击。贼众溃乱,知中我计,便折回归路。正奔跑间,两山伏发,枪炮弓矢齐发,贼众愈乱,因鼓全军,全力冲砍”,追逐十余里,“共斩首级二百二十五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以上所谓数捷《满文老档》档缺无证,朝鲜史料也未有记录。


不过,诸役不合常理之处甚多,甚至还有作伪的人证,毛文龙的冒功在当时很多人就有怀疑,例如兵科给事中方有度疑“文龙为千古未有之谎”,御史黄尊素以为“夸大不情”。(《明熹宗实录》)

太学生许重熙论曰:

“按文龙海中布置,纸上若有可观。岁费金钱几万万,究竟金、复、海、盖、镇江、宽、叆,长为奴有。文龙不能争尺寸地,而无岁无季不报捷。捷疏朝上,而赏赐夕下,举朝明知其欺伪,而莫敢综核之。其故诚不可解。

且所奏捷者,不言深入千余里,则言擒斩数千人,师进不闻馈粮假道,战胜则安归海岛,岂奴众尽坚壁不出者乎?以此语常法,实难信矣。军政禁领兵官不得自报功,岂预料是与?”(《宪章外史续编》)

而茅元仪的观点更值得一提:

“六月之捷,关上使者与之偕至镇江,陈兵十一日,不见一虏而还,乃妄言毙虏二万,毙虏马三万。夫虚设火阵陷虏百人,后者不进矣,何以使二万之虏尽入阱中。马之驰驱顿毙三万,谁为数马足者,况寸步未进,何自而驰?

此语不足以欺童稚,而中朝信之,遂有董骨寨、牛毛岭斩获之报矣。夫苟至董骨寨、牛毛岭,则奴穴无一险,何不尽灭其种,使不能尽灭,则此险岂易出耶?中朝不知地理,任其欺妄,边人闻之,无不笑失声”。(《与瞿稼轩给事书》)


天启四年四月,毛文龙又报败敌于高岭、沙松牌。

据称,叛将千总金遇河之侄金重德受差往平鹿,“邀杀辽人南归者,屠戮满道”,毛文龙于天启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夜派兵袭之,“阵擒金重德、把总詹大、号头詹二、百总王金等共十六名”。

又于天启四年正月初三日发兵渡江,与敌鏖战,“擒真夷头目太奈,斩获级、马、器械有差”。(《明熹宗实录》)

此两役《满文老档》不载,朝鲜人也没有记载,可见战斗本身的规模很小,而金重德是当阵擒拿还是辽民绑献,所擒之人是基层军官还只是沿边侦骑,这些都是令人怀疑的。


天启四年七月,毛文龙又报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岭三战三捷。

此役,据毛塘“广鹿岛守将直入海州地面,大败敌兵在力儿岭,复州守将大败敌兵在骨皮峪,昌城守将大败奴兵在分水岭”,共“斩级四百五十,俘获活夷二十余名,所得马、械无数”。(《明熹宗实录》)


海州、复州的战斗前面已述,而关于辽东路的袭扰战,则有朝鲜和后金的史料可参。

以《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为据。

该书于仁祖二年四月载,有山东行商朱姓者,被虏后从会宁逃来,称该地部落甚多,“因陈可剿之状”,毛文龙即派游击王辅、时可达领兵五千、马一千匹,向咸镜北道进兵,发银五千两令朝鲜人筹备军粮于咸镜各站。

鲜王认为“其意不在于深入奴穴,只欲进剿越边部落也。都督无功而爵益高,故为此举措,以为虚张欺瞒之计耳”,朝鲜大臣也认为“会宁越边,有二十余户,庆兴越边,有三十余户,若过五六日程,则部落甚盛。毛兵虽往,必至大挫”,并劝说道“大人不听我等之言,而必欲逞兵,浅入则无功,深入则有害。那时狼狈颠顿,莫谓职等不言也”。

毛文龙不听劝诫,疾驰而往,“其意必欲急剿越界部落”。

仁祖二年六月庚寅载,越江战后,王辅、时可达所率毛兵自咸镜北道还向铁山,“一行夫马多至五百余匹”,以马匹计已战斗损失将半。

再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为证。该书卷载“五月,大明毛文龙,令游击三员,领兵顺鸭绿江越长白山,寇满洲东界所属辉发地。时有满洲守将素儿东刚击破之,追杀三日,其兵无一人得脱”。

显然,此役除了斩获些许边界部民之外,又是一场不小的失利。


天启四年八月,毛文龙又报鸭绿江边挫敌进攻。

据称,毛文龙率水陆官兵船只前往义州、昌城沿江接应收割田未,敌兵前来抢粮,八月十九日选锋后营都司李尚忠埋伏林中,敌兵“至二更时分,俱已睡着,卑职随令官兵含枚前进,喊杀围住,斩获达级六十七颗。当在毡围里活擒达子副总兵一名,安勒等四名首级,达马达器无算,余皆奔窜”,后又有敌兵来,“即令官兵闪匿山沟侧边候他追至,喊炮齐起,大砍一阵。当斩级二十余颗,活擒达子二名”。

八月二十三日,有敌兵五六千至江边烧毁庄稼,毛兵又“混战一夜,阵上斩首级四颗,达马六匹,夷器俱全,又在三版船上活擒达子三名”。(《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塘所说的“奇功”在朝鲜和后金的记载中却又是一场失粮遭屠的败仗。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二年九月甲寅载:“前月二十八日,贼兵数百余来犯镇江、中江等处,焚荡唐人屯谷,掳掠农军,出没沿江上下”。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则载“是月,帝闻毛文龙兵渡朝鲜义州城西鸭绿江,入岛中屯田,命整白旗固山副将冷格里、镶红旗固山游击兼副将事兀善,领兵一千往袭之。于途中获一谍者,诘之,告曰:‘昼则渡江入岛收获,夜则敛兵过江,宿于义州西岸’。冷格里连夜领兵从于山僻处前进,遂隐伏,至天明,料大明兵已渡江,遂纵兵前进。大明侦探未及举炮传烽,冷格里即渡夹江,突至其岛,大明兵将大惊,俱抛戈溃走。冷格里等于陆地掩杀五百余人,其余夺船渡江,皆溺死。冷格里等尽焚其粮而回”。


失利之下,毛文龙又向朝廷报功。

该年九月,其献俘疏宣称:“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盐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岭、伏州东南二门、海州、刃儿岭、叆阳、柴皮峪、分水岭、横头寨、俺班勃烈寨等地之捷,复地自金州至永宁堡、旅顺、岫岩、盖州以及清河、宽甸、叆阳、汤站、凤凰城并镇江一带,计地千有余里,已经遣将分守设防。数月以来,即奴有报怨之举,我兵先发制人,屡挫其锋,先后共斩首级七百二十六颗,生擒活夷十四名,活鞑妇五名,叛党奸细一名”。(《明熹宗实录》)


鸭绿江边焚粮之役后,后金兵对毛文龙在江边的屯田已有警锡,该年十二月朝鲜边报“真鞑数百骑屯结江边”,天启五年正月,又报“贼骑五百仍留松站、凤凰城近地”,毛文龙转而屯于宣川、定州、龙川、铁山等处。

双方在鸭绿江边对峙,小规模的侦哨冲突不断,毛兵贪功渡江,损兵折将,即毛塘中即有“彼此伤重”、“众寡不敌,劳伤不支”的记载,而哨探都司王一登率领的兵丁四百五十余名更是全军覆没。


天启五年间毛文龙对后金发动了四次袭扰战。

首先是六月间对袭击盖州、耀州、鞍山堡一带的袭扰。

据毛塘称,鹿岛参将林茂春率官兵七百四十余名袭击汤池、泥河寨子一带,生擒真夷三人,得马十九匹;

石城岛游击赵显武麾下哨兵在盖州“掩伏沟林,日至下晚,一齐伺前杀出”,生擒真夷三人,获马十九匹,并得斩级器械若干;

标中营都司李良梅率兵七千余名,从云头里、镇江渡江,前在柳河子“围住烧房放炮,喊声震天,杀砍许多,横尸遍野”,“得获活夷并妇共三十七名口,首级八颗,并达马器械”;

标前营都司李继成率兵一万过江,至鞍山堡,先克袁家寨,又克一台,“当在阵上活擒并首级无算,余贼乱窜”,“得获活夷并夷妇二十六名口,首级四颗,并达马器械”;

参将毛有禄率兵三百余名从石城岛、小松岛上岸,袭击荞麦冲阵堡,攻破东门,“三个牛录,二百达子尽皆杀了,砍了首级”;

石城游击赵显武率兵至海州,与敌哨骑相遇,“枪炮冲砍一处,当擒真夷四名,余贼跑走”,后又设伏,“活擒真夷三名”;

招练参将易承惠等率兵三千渡江,在火阴沟与敌相遇,“得获活擒一十三名,并达马器械”。(《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以上诸次战斗无朝鲜和后金史料可征,惟耀州一役,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记载,“六月二十七日,大明毛文龙三百兵,夜入耀州南荞麦冲,至官屯,方欲越墙,时屯中未及准备,有青加奴妻先执刀,与那代、卖土二人妻,内竖车辕,为首登墙,截杀其兵,敌人遂坠墙惊走,有守耀州总兵杨古里领兵尽追杀之。帝闻而奇之,乃宣至,赐青加奴、那代二人妻备御之职,卖土妻千总之职,以金帛牛马,列等重赏之,其名自此播扬于国中”。

所报与毛塘截然不同,即毛塘亦云“听见后头达子追急,众寡不敌”,“官兵百姓伙同前奔,不知又有西达子从马官儿寨、棋盘岭上栏杀”,“都司盛文举并官兵战至几日,皆着重伤”,可见毛兵溃逃伤重亦是自认的事实,而所谓三百兵士众寡不敌一路溃逃却能杀敌二百在军事上根本就不具可能性,显然又是冒功。

耀州之役尚且如此,其他诸役不难推知。


据战后毛文龙统计,这一波袭扰战中,阵亡的明军官兵共四百二十六员名。

然而,毛文龙在塘报中却谨称是奇捷:

“贼意我兵进城辽沈,修筑城堡,撤兵退防,惟留数千人马守于隘口,以御我兵之深入。彼以为我兵不能从天而下,孰知我兵直从旋城入也。军声一振,草木皆兵,旗帜一张,犬养胆落。所克有汤池、泥河寨子、张老寨之地,所战有柳河子、袁家寨、荞麦冲等地之捷,擒其丑类,获其马匹,大战五场,杀贼万有千数,不许割级。”(《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其次是海州之役,也以失败告终。

《明熹宗实录》载毛文龙塘报“参将易承惠等于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带领兵马二千余员名,过江远击鞍山、甘泉铺等处,于十月初三日夜走至八寨,会围住达贼,喊炮烧房砍杀,在阵活抢真夷鸣啼等二十九名、夷妇一口,阵亡官兵何应元等五十三名”。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三年九月丁卯载,“毛都督送五将,领兵三千,渡江向虏地”,即是此役。

而据《满文老档》记载,八月初十日,“毛文龙之三百兵夜间来袭海州甘泉堡南叶克舒之堡。时堡内无甲之人与之相战,杀四人,敌即退。闻其炮声,戍守海州界之齋萨、乌勒坤往追之,斩一百七十人。该堡有汉人男丁百余,曾遣人赴毛文龙处,约为内应,故将该屯汉人皆杀之”。


再次是中河之役,此役毛文龙发塘报捷。

据称“我兵奋扬,奴遂丧气,其筑沈阳城池不就,遂弃退修铁岭,渐有归巢之意”,“阵擒西夷七名,真东夷二十一名,阵斩夷级一百二十四颗”。

朝鲜方面则记,“见唐将徐孤臣文状,则‘奴兵三千与后营杜游击兵战于清河城北之车山,游击领大兵夜归,至碱场堡土墙口,奴兵一万五千余骑断游击归路,游击军四散,陆续渡江’云”

此役毛文龙的斩级值得怀疑,可以肯定的是毛兵逃回时退路被截,因而军队四散。


最后,八月二十二日,毛文龙又报渡江之捷。

据称毛文龙派兵三千,一从辽阳东南进,一从青台峪进、三道岭进,七月二十六日,敌人从铁岭韭菜峪杀来,“人马疲倦,俱卸盔甲”,伏发,“举火为号,四面围攻,火光射天,喊声震地,贼遂力不能支,四望奔溃,阵上擒斩首级活夷无数”,且战且退,“止存首级一十一颗,达马九匹,活夷睡哈、户什呔等共一十四名”。(《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此役,朝鲜、后金方面均无记载,显然又是冒功。


纵观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的一系列袭扰战,可以看出毛文龙采取的是主要是偷袭战和伏击战的作战类型

毛文龙的偷袭战采用的战术是与所在辽民约好内应,或作为向导,利用夜幕的掩护,用举火、放炮、大喊制造声势,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

伏击战所采用的战术有两种,一是诱伏,即以轻兵在山谷深林等险要地带放炮举火,砍柴焚树,虚张声势,引诱敌兵前来,而事先暗摆空营,埋伏地雷;

二是待伏,即偃旗息鼓,埋伏于敌人必经险要地带的侧翼或附近,待敌进入预定区域,突然发起攻击,枪炮齐发,大声噪喊,左右夹击。

之所以采取这两种作战形式,而不敢与后金阵地战交锋,这是因为双方的战斗力太过悬殊。

镇江失陷之初毛文龙驻守麟山,据朝鲜人称其军队极其单弱,“所率兵士不满数百,其余皆剃头归附之人”。(《光海君日记》)

天启二年至朝鲜联络战守的监军道梁之垣曾称道,“毛文龙新旧辽兵虽号四千,多赤身徒手之残疲”。(《明熹宗实录》)

天启三年六月六月,自毛营回来的鲜臣柳公亮称“军皆疲劣”,“兵器只于杖头插铁,不比我国之精利矣”,而该年十一月后金的奸细也称“江东毛总兵兵马不多,器械全无”。(《朝鲜李朝仁祖实录》)

直至天启七年三月,从毛营回来的特进官李景稷仍称,“毛之军势疲甚”。

而后金军战斗力的强大则如熟悉敌情的朝鲜人郑忠信所说,“非但彼我众寡不敌,铁骑冲突,难以野战争衡,惟守城庶可防遏矣”。(《朝鲜李朝仁祖实录》)

毛文龙亦称敌兵强大,“若待其接刃而求胜,我兵之精坚有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正是因为无法正面交锋,所以只能采取袭扰战这种以弱搏强、以奇攻正、以寡敌众的作战方式。

这种作战方式,也反证毛文龙塘报里当阵使敌溃败说法的荒谬性,通过明、后金、朝鲜的三方史料对比可以看出,毛文龙在天启年间的所报捷功大多是“假捷”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五)——八一八毛文龙的“海上防线”

天启元年至天启二年间毛文龙的抗金活动虽然对明金战争影响尚不大,但是他坚持抵抗、屡次挠敌的精神则受到朝廷高度的赞赏。(再次给毛帅鼓鼓掌)


在河西主战场一败涂地,明军退守山海关的形势下,朝廷上下极力主张应援毛文龙,以成牵制之势,所谓“今日欲使奴酋不来,莫若接济毛文龙以为牵制”,“庶足从彼制奴不敢窥关,而关上守备益易修矣”。(《明熹宗实录》)

为此,明廷于天启二年三月即下令调援福建水兵三千人渡海,协助毛文龙作战,又授生员王一宁府判之衔,与毛文龙参酌军机,“或明牵其势,或潜捣其巢”。又调发淮兵八千七百并浙兵三千一百东渡,听毛文龙使用。

军需供应上,则大开海运,补给毛文龙所需的米、豆、布匹、火药、器械及饷银。

个人荣誉上,于天启二年六月,“加副总兵毛文龙署都督佥事平辽总兵官”、并“颁给敕印旗牌,授以援辽总兵便宜行事”;

十月大学士孙承宗等人代请录用毛文龙所举荐将官“材官宋鹏举等各授游击职衔,陈大韶等各授都司佥书衔,分布各岛,各守讯地”;

天启三年正月,“赐毛文龙弟参谋生员毛云龙指挥佥事品服”;

二月,“赐平辽总兵官毛文龙尚方剑加指挥佥事,毛云龙锦衣卫衔”。(《明熹宗实录》)

注意“便宜行事”与这把“尚方剑”↑


虽然功绩未显,而有此恩遇之隆,无非是为了鼓励这支海外义旅继续从事抵抗活动,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此时,毛文龙与明廷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难怪朝鲜人会说“天朝之所以是非者,一则毛将,二则毛将,得其欢心,斯为急务”。(《光海君日记》)

这可能是毛文龙仕途中最得宠最受重用的时候了(……)


毛文龙也感念圣恩,慷慨担当,以恢复辽东自誓。

天启二年八月,毛文龙即上疏陈奏复辽策略

“三方布置,昔以广宁为正,登、津为奇,今则山海宜守,登、津较量,则津兵当以应援山海,而登莱峙联旅顺,密迩镇、鲜,且各岛联络其中,欲图恢复必自各岛布置始。

查得庙岛、鼍肌岛、京城岛为登莱之门户,兵将船只之设,谅登莱抚臣自有成算,毋容臣赘。

惟是旅顺之险,为奴所据,我舟径来不便。旅顺东距三山岛三百里,应以辽兵二千、水兵船六七十号,用经略标下练兵都司陈大韶,以旅顺南游营游击职衔居之,从岛入守旅顺,则登津朝鲜之水路通矣。

三山岛东距黄鹿岛二百里,以辽兵二千、水兵船五十余号,用经略标下练兵都司王学易,以旅顺北游营游击职衔居之,从岛入守金州,仍令陈大韶应援。

唐帝城址尚存,可用先臣马云、叶旺平辽之法守之也。广鹿东距长山岛五十余里,应以辽兵二千、水兵船五十号,用经略劄委练兵游击宋鹏举,以复州参将职衔居之,从岛入守复州。

长山东距石城岛二百余里,应以兵二千、水兵船五十号,用经略标下参谋都司刘可绅,以海州参将职衔居之。

石城相近小松岛,应以辽兵千余、水兵船二十号,用经略劄委加衔都司林茂春,署盖州备御事,入守盖州,即令刘可绅为之应援。石城东距鹿岛二百余里,应以辽兵千人,水兵船二十号,用巡抚劄委守备程政,以岫岩备御居之,入守岫岩。

鹿岛东距鲜、镇、宽、叆二百余里,即用经略札委镇江练兵游击张恩、札委练兵游击署宽奠参将事张继善、札委练兵都司署叆阳守备事尤景和,各率所部乘除于鲜、镇、宽、叆,并相机直入奴寨,且分且合,以疲其力,且进且退,且战且守,以挫其锋,譬彭越肄楚之法、孙子霸吴之术,虏之逸自劳、合自分,而后臣齐率众营,各凭山险,直逼辽城,关上更出师蹙之。

臣前揭陈部院,谓山海出扼其颈、三岔焚截其腰、东南齐拊其背而蹑其尾,奴固可灭也”。(《明熹宗实录》)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



毛文龙的复辽策略实际上是建立起一条南起登莱洋外的庙岛群岛,北至西朝鲜湾的皮岛,联系旅顺口、三山岛、黄鹿岛、长山岛、石城岛、小松岛、鹿岛等辽东沿海诸岛均的海上防线。

一方面屯水陆兵于海岛,通过掌握制海权,起到遏敌用海、自卫和保护交通线的作用;

另一方面以海岛为根据地,采用登陆作战的作战类型,运用分进合击、且战且守、更迭骚扰的战术,逐渐削弱敌人的抵抗力量,威胁后金辽南四卫及宽奠、叆阳一带,逼近捣袭敌人后方。


在这个战略中,山海关的明军只是起正面的牵制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海上的岛兵,所谓“以镇江冲其腹,以昌城、满浦捣其胸,以广鹿逼其胁,以旅顺抚其吭,以铁山大兵掣其尾,以关上重兵御其面”。(《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而岛兵的主体则是辽兵,为此,毛文龙请求朝廷挑选天津、登莱各处辽丁二万为兵,又招募浙江火器兵万余,各给盔甲器械,分驻各岛。

毛文龙对这个策略很有信心,称“奇正互用,首尾夹攻,岂特奴酋不敢窥山海,即河西不敢轻矣”。他屡屡声言捣巢灭敌,只需用岛兵五万,给饷百万,“明年决可以平奴”,又云“二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诳上之罪”。(《明熹宗实录》)

“五年平辽”根本不够看有木有!↑↑↑


现在许多观点认为,晚明之所以在辽东战场上节节败退,是因为没有采用毛文龙的战略构想,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明廷轻视海上防线的作用完全可以理解,高估毛文龙海上防线作用的说法并不可取的。

毛文龙所构想的这种渡海登陆作战是战争中一种最为困难的作战样式。

登陆方不仅要熟悉并利用登陆地的气象、水文、地理等自然环境,而且还要背水攻坚、抗击守岸之兵,此外,登陆地点、登陆时机、登陆样式、指挥协同、后勤补给等都是登陆作战的常见难题。(注意晚明辽东当时的情况和现代海战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毛文龙的海上防线强调了渡海作战威胁后金辽东、南的战略价值,但是显然没有对其中存在的难题进行充分的思考,没有长远的战略思量。

在后金军不善水战的情况下,这条海上防线足以自守,但是却很难给敌人造成较大的威胁,这是由于登陆作战本身的困难所决定的。

所以,毛文龙在屡次的登陆袭扰中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战果。


基于这种现实考量,明廷当时的态度是,“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奴则有余”,否认毛文龙海上防线的制胜作用,更倾向于以山海关为战略重心,而只是以海上防线为牵制之用,并没有满足毛文龙的要求,因而毛文龙屡有己志不伸之恨。

所以究竟有没有故意打压毛文龙呢……大家见仁见智吧(摊手)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四)——毛文龙入据皮岛始末

不论镇江之役祸福如何,此役的成功对毛文龙本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辽事危急,天下骚然,“文龙扼腕,怏怏思有以自见”,但是“人以其落魄无行,莫之奇也”。《逸史三传》

十分怀疑现在网文中毛文龙的部分形象就是出自这句话|・ω・`)

前三篇文分析过,之前的毛文龙绝对不是一个默默无闻、怀才不遇的小小边将,不过经由此役,毛文龙一夜骤贵成名,飞黄腾达,人人“誉之为宝臣、虎臣”,视之为“出色人物”,确为史实。


镇江沦陷前夕,毛文龙率镇江部分军民退守夹江,在鸭绿江边从事抗金活动——

八月初六日,毛文龙遣兵潜伏江边要路,截杀后金侦骑。

九月十七日,叛将佟养性差九人招诱石城岛民,为哨探官役毛有禄等擒获。

十月初二日,叛将朱继文遣奸细诱降归正军民,为巡江官役刘天春等擒获。

十月初六日,叛将吴得元等派人暗通吴仲库,欲袭杀毛文龙,招降乡民,为巡江官役刘天春等擒获。


前有蠢动的(实力最强时期的八旗兵)强敌,旁有通敌的(若即若离的藩国盟友)朝鲜,后无军需的补给(真·要啥啥没有),敌后战场一开始的斗争十分艰苦。

登莱巡抚所派的参将管大藩率水兵来援,毛文龙请求合营,但是管大藩却以水兵不能登陆为辞。


不久,毛文龙谋划以奇兵渡江,骚扰后金宽奠、叆阳、镇江一带。

据其塘报称:

“间谋言奴欲西犯,卑职乃同抚院标下参谋刘可绅及各官,议出奇以分其势,密结宽奠、叆阳义民高士芳、刘承德等为内应,遣官兵暗赍火器,先伏各处深林空谷,以张疑兵。

二十四日,有虏二千骑出长奠地方。

扎加守备林茂春、赵翼龙、千总汤遇时、蔡承恩、把总满姑等,率兵邀迎射击,虏大败走。

有千余骑出镇江地方,札加千总王辅、把总刘文举、巡江千总尚学礼、王高及实授守备陈志、札加守备尤景和、千总王承鸾、毛有禄、张元祉、把总许伯周、潘应蛟、徐应翰等共八百余名,奋勇迎击,札加守备张继善、阎景松、王进美、杨世魁等发伏夹击,炮声震天,首尾冲杀,顺民内应,杀死虏人约二千余颗,贼弃宽、叆而遁。两阵战死家丁徐成功、王尚贤、孙承传等,并顺民杨继光等三百余名。

未几,虏二万余骑,复来宽、叆地方,临江结营三十余里,投掷伪书于朝鲜义州,令其剿杀归正军民,绑拿卑职。

职同参谋刘可绅、中军丁文礼、旗鼓刘仰科等带领兵丁二十余人,扼伏险要,偃旗息喊,为伏兵之形,夜令各营放炮。

先伏于宽奠、叆阳各山火器手,亦齐发炮,声接数里,虏惊,伏发馈走。

二十七日,尽焚长奠、永奠、大奠、叆阳、凤凰城各等堡,义民内应,并官兵掩杀烧死,斩获虏级,约四千余颗。余虏退守连山关为界。”(《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看上去好像确实是非常辉煌的战绩吧,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晚明边军的普遍问题:弄虚作假、杀良冒功。

这种现象并非单独存在于毛文龙军中,而是从嘉靖时期就有了(比如李成梁),但是由于后世对毛文龙形象的不实塑造,现在的许多人都无条件地相信毛文龙写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因此,这里要做一个特别声明:《东江疏揭塘报节抄》确实属于第一手史料,但是根据当时晚明的实际情形,以及毛文龙军队的特殊情况(比如索饷啊党争啊),毛文龙究竟有没有弄虚作假,夸大自己的真实战绩,要同后金、朝鲜以及当时其他人的奏折言论对比来看。


如果此塘报属实,那么真如东海鹤放道人所评价的:“真千古奇人,亦千古奇事也”。(毕竟二十人斩杀四千八旗兵确实是千古奇事)

然而,其他史料证明,这不过是毛文龙的谎报。

首先,后金和朝鲜的史料均未见有毛文龙与后金交锋的擒斩记载

其次,毛文龙以孤寡之流民武装却能够连续设伏,使兵力、战斗力远远强于己方的强敌溃败,并斩杀首级数千颗,这在军事上有悖于常理。


但是,此塘有夸大战功的成分,却也并非尽虚。

据《光海君日记》载,天启元年,九月边报“李永芳等领兵一万,方为结阵于凤凰城等处云”。

塘报中所说出没于宽奠(后金文献“奠”作“甸”,以下永奠、大甸、宽甸等地名俱放此)、叆阳一带的正是李永芳的军队。

另《满文老档》记载,十一月初五日,努尔哈赤曾经下令李永芳调查毛文龙的行踪。

十二日,下令将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古河及沿江而居之各屯汉人,悉行移入就近城堡,“倘收之不完,彼处人来侵,此处人叛逃而去,致生事端,则以地方额真及守堡官问罪之,亦将罪及我戍守之大臣也!尔等若不全收,置之于外,与其被敌所掳,不如杀之。”(《满文老档》)

所谓的“入侵者”即是毛文龙,当时有不少辽民被毛文龙招去,故努尔哈赤下令将各屯汉人撤入城堡。

至于塘报中的后金兵当阵溃败,放弃宽、叆之地,当然是毛文龙的冒功,而毛文龙交阵折损三百余名将士则应是事实。

十三日,努尔哈赤遣人投书于朝鲜义州边将,“恐喝本国,大索文龙”。

信中称“毛文龙、陈良策、赵成功、李应龙、赵俊等,驻尔朝鲜之弥山,常犯河西。我若引兵往剿,又恐连累尔朝鲜,是以不往。若欲我两国真诚相好,则执毛文龙、陈良策归还”(《满文老档》),这正是塘报中所说的要求绑拿毛龙的伪书。

十四日,努尔哈赤又派贝勒阿敏率兵五千前往镇江,并下令险山、凤凰城的守将将长甸、永甸、大甸、新甸等地附近的堡屯庄民迁往应迁之地,著宽甸游击率所属堡屯庄民也迁到指定地点,以防辽民为毛文龙作内应。

二日,努尔哈赤又指示李永芳“著将镇江、汤山、镇东堡、镇彝堡所属小屯城堡之人,皆携往萨尔浒。

至双山有运盐直路,可遣清河人询问此道路遣送之,至其房屋皆放火焚烧

将新城之人迁往鹻厂、一堵墙,命新城游击驻鹻厂。以孤山为界,由此往南之房屋皆焚烧。

将叆河之人迁往萨尔浒处。将伊兰博里库、双山、中固所属之人,皆视青苔峪、岫岩之容量移入,房屋皆放火焚烧”。(《满文老档》)

这正是塘报中所指敌人尽焚长奠、永奠、大奠、宽奠、叆阳、凤凰城各城堡之事。

此事系后金迁移边民,而毛文龙却声称是伏发敌人惊溃而焚城撤走,又尾随追击当阵斩首数千级,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冒功。

努尔哈赤在严冬时节北移边民,焚烧边地房屋,退守连山关、孤山堡一带,这其实不过是防备毛文龙与辽民里应外合的应对措施之一。

与此同时,又有渡江袭剿毛文龙之役。

十二月十五日,贝勒阿敏率兵从镇江连夜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攻剿毛文龙。


退入朝鲜之后的毛文龙长期驻守麟山郡,并无退屯之意,这让朝鲜人坐立不安。

在朝鲜人看来,毛文龙部在朝鲜境内的抗金活动是生衅贻祸,所谓“毛将之来往也,启我国不测之祸”;

而毛文龙的骚扰挑衅和兵力的单弱更让他们忧心忡忡,“使毛将因我国立功则幸矣,兵力如彼其单弱,计虑若是其龃龉,在我境终未免被祸,则目前之惨已不足言”。

朝鲜人预料江水一合,后金必定来抢追逐,则“我国被祸必矣”。(《光海君日记》)

鲜王屡屡派人劝说毛文龙移入内地避敌,又提议毛文龙躲入海岛,其意在于让毛文龙远离边境,以避免生衅召祸。

毛文龙听从鲜王的建议,于十二月移入朝鲜内地,避居龙川,并向鲜王请兵,但是鲜王为了不开衅后金,“一兵不发,且禁其市糴”,这让毛文龙多有憾恨。(所以朝鲜并不是明朝永恒的盟友)


朝鲜边臣担心后金移怨,竟私通、纵容后金渡江进剿,没有及时通知毛文龙避难,甚至在后金的威势之下绑献毛兵,这使得后金的军事行动来得出其不意。

后金兵一路长驱,猝至龙川,到处斩杀毛兵和民,“逢汉人则无论老幼皆斩之”,“斩吕游击及千总和把总、军士共五百佘人,复于外围剿杀男丁千余人”,不过并没抓到毛文龙。(《满文老档》)

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此役,“十一月十八日,命二王领兵五千,渡镇江,入朝鲜地,欲剿毛文龙兵。至镇江,连夜入朝鲜境,杀刘游击、兵一千五百,文龙仅以身免,乃还”。

所谓杀兵一千五百是将辽民也计算在内,应是指龙川之役,二王即贝勒阿敏率兵往镇江事。

《满文老档》记于十一月十四日,所斩之刘游布不见毛文龙塘报,而《满文老档》所载吕游击应即塘报中所说札委守备吕世举,《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明确指出阵亡的吕世举是游击,验证了《满文老档》的说法。


得闻毛文龙在离龙川九十里的林畔,后金兵掩袭至林畔,毛兵当时正散往各村屯乞食,猝不及防,一战被后金歼灭殆尽。

毛文龙本人在龙川府使李尚吉的“极力藏护”下,脱掉冠服,混于士兵之中,才得以幸免于难。

此战中后金骑兵数千奇袭而来,朝鲜兵竟坐视毛兵被杀,“所过数邑,彼此相视不犯”。

关于龙川、林畔之役,毛文龙在塘报中称:

“奴自弃奠、叆阳后,恨职益甚。

且朝鲜边官,见职招民大多,恐虏移怨,以情形通之。

十二月十四日夜,虏二万余骑,自丑至辰,从鳞山渡江。

十三日,已有女直通事黄连海过送食物,不报卑职,更令金姓者三人为之引路

且传鲜民绑拿卑职,引围龙川,入城纵取寄贮龙川狱中真夷叛党七名,并宽、叆堡阵斩夷级六千余颗,被虏劫毁,止存十二颗。入远村搜杀避乱男妇,更传鲜民拿献于虏。

其被害军民老幼七十一名,被掳男女十三名,生员许务相战死。即引虏骑围车辇馆。札委守备吕世举率领官兵奋死突击,射死虏众,矢尽锏断,被虏攒射死,虏裂其肢体。札委守备陈显忠、毛文礼战死。

鲜民仍绑就食乡兵一百四十五名献虏,杀于馆前,被掳妇女三十二口。余军民男妇皆匿山薮得免。

复引虏贼一千余骑,直犯林畔。官兵皆散远村寻米豆。卑职率领中军丁文礼等官兵拒敌,一日七战,胜败相当

虏矢如雨,中军丁文礼、号头李国保、札委千总韩世卿、毛承儒等力战身死,旗鼓刘印科马蹶被擒。实授守备陈忠、札委守备尤景和、千总毛有仮、把总王进美裹创突战,札委守备张大捷、千总许佐亮、池奉羔等率领步勇接战,斩获虏级二颗,达马二匹,虏乃退。广宁家丁马成功、常住、李举等九名,被重伤札委守备赵翼隆、把总何友直、刘文举等官兵五名。

卑职仍集官兵扼守定州,当日即令陈志、尤景和沿途招集溃散军民,并探贼去止。

十七日,贼从鳞山遁去。

盖自卑职克复镇江后,虏谓卑职非有重兵,不敢远托异国,皆传有十万水兵,将攻其后。自败去宽奠、叆阳,将倾国大举,攻朝鲜义州各城。故边官惧其攻城,而以情形通之也。

旗鼓刘印科被擒虏营,将解辽阳,乘看守虏人睡熟,顿归,所经地历官,皆给其米豆食物。假令贼虽入犯,鲜人不至绑献,解官少肯报知,不有此杀掠之惨矣。”(《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朝鲜人关于此役的记载则是:

“十五日,奴贼数千骑由义州暗渡,猝袭毛总兵,义州之人未及报知。

賊兵如彪至风过,奄至林畔,文龙脱冠服,混士兵仅免,接伴官李馨远逾墙逃窜。

贼乱斫文龙手下,汉人皆延颈待戮。转掠龙川,府使李尚吉时在衙轩,不知所出,走入仆隶中,以乱之。

贼求之不得,开仓作食,俄而回军。时贼自义州,深入至嘉山,回转龙川以还,一日所过,几二百余里云。”(《光海君日记》)


林畔之败是敌后战场遭遇到的一场重大的惨败,后金兵之所以能够出其不意地掩袭毛文龙,并取得重大战果,和朝鲜边臣没有及时传达情报有重要的关联。

此役,据后金记载,“毛文龙只身仅率从者数人遁去,斩陈良策,俘其妻孥。共斩男丁一千五百人,其渡江之人,尽获之”。(《满文老档》)

毛文龙阵败之惨据朝鲜人称,“贼冲宣川,曾不能发一支箭,骈首就戮,有同群羊之见猛虎,其无胆勇,据此可想”,根本不是塘报中所说的“一日七战,胜败相当”。

此役既验证了在“剽悍异常”的八旗铁骑面前,毛文龙的流民武装根本无法与之正面交锋,也反证了此前毛文龙所称临阵斩敌数千级完全就是谎报。


林畔之役,毛文龙烧幸逃脱,率二十骑驰往定州城。

过了三日,各处的溃兵稍稍聚集,但是朝鲜定州的守将竟不让毛兵入城。

毛文龙愤愤地说:“岂可令吾兵死于城外,而吾留城内独生乎?”于是出城与士兵合伍而住。(《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一个又萌又虐的好梗但是没人写(叹气)


毛文龙又欲驻兵平壤,朝鲜人认为毛文龙此举甚不明智,“今乃招集败亡残卒,欲住平壤。不出数日,虏必知之。若以铁骑不意冲突,则毛将难免大祸……毛帅稍通古今,岂不知此虏之极难抵当?要之倖功之心,未免此等铸错耳。缘毛将之倖功,致我国之生事,岂非不幸之甚者”。(《光海君日记》)

鲜王也惊呼“祸本又来平壤,此贼更抢无疑”,劝说毛文龙隐避于阳德、孟山或北道深僻处。

然而毛文龙并不听劝告,反而移往鸭绿江边,结阵对敌,广设拨儿,继续从事抗金活动,其意正如鲜王所说,“唐将所为,不难知也,不过欲缓伊贼入关之计”。(《光海君日记》)

朝鲜人深以生衅为虑,力诋毛文龙为人轻妄、布设拨儿无益,“毛副总军兵结阵江边,与贼交锋,而诸唐将各送拨儿于义州诸唐人江边,处处往来如织,则有何一毫所益”。(《光海君日记》)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朝鲜人认为毛文龙的抗金活动是生衅的说法并非平心之论,现在许多人认为毛文龙在林畔惨败后“妄衅后金”的说法其实是从朝鲜的立场出发所得到的结论,远非笃论。


事实上,天启二年三月至六月间毛文龙的一连串军事行动还是对后金造成了不小的骚扰。

据《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七年三月十四,扎克丹城千总李恭寅往新城一带寻捕时,自叆河还,“俘获毛文龙所遣甲士四人来献”。

四月初六日,镇江守将报,“五(四)月二十八,有二千余兵由桑库河地方进入。一千兵于宁东堡安营,另一千兵來汤站,由我卡伦以北侵入,劫十六户并马牛驴骡等共六十七数过镇江渡口而去”。

六月十五,凤凰城、汤山、险山三处守堡官奏,“毛文龙遣人乘夜前来窥探,请遣千兵前来”,努尔哈赤即派兵二千前往应援。

这些这些记载都是毛文龙渡江抗金的证据。虽然对后金边防军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杀伤,但是接纳了许多逃亡的辽民。(给毛帅鼓鼓掌)


以《光海君日记》为证。

十四年四月己巳载,“观此西报,假鞑归顺者甚多,而毛将时留鸭江近处,作生衅,至于满浦,亦送唐人云”。

十四年六月庚辰载,“唐人男女老少并万余口避乱,由水口渡来”。

十四年八月辛未载,“文希贤尚未入往,毛将又斩真鞑,贼怒必甚,祸机已迫”。

十四年九月甲午载朝鲜致后金国书云,“镇江、汤站之事,毛将与其票兵潜师往袭,沿边各镇亦不及知”。

逃亡的辽民遍满北部朝鲜,所谓,“避乱唐人,遍满圻邑、关东”,“避乱唐人,渐满畿邑”,“自京城至义州数千里之地,唐人、假鞑遍满行走”。

朝鲜向来认为毛文龙为人轻率狂妄,“不量事势,横挑强胡,嫁祸于我国者累矣”,屡屡劝说毛文龙退避山郡、海岛。


恰好,此时监军梁之垣率兵四千来到朝鲜,联络战守,商及毛文龙进退之地,朝鲜人认为,“今日完全之策,莫如姑入海岛,相时顺东。若只以疲兵弱卒抗此数十万鞑兵,岂不危乎”,强烈劝说毛文龙撤入海岛。

注意毛文龙后撤的实际情况:是“疲兵弱卒”经历过林畔惨败后,接纳了许多辽民,在梁之垣的四千兵掩护下后撤的。


之前鹿岛民李景先献策毛文龙,认为海上诸岛“莫如皮岛,大可四百里,环山峭壁”,此时毛文龙鉴于林畔之败也决定寻一立足、自保之地,遂于该年一月移据皮岛,天启三年春于岛上正式建立帅府,号称东江镇

记住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撒花)


来看皮岛的地理位置。

椴岛,又称皮岛、稷岛,因其在鸭绿江之东又称东江。

毛文龙入据皮岛之后,嫌名不雅,又疏请改皮为平,表示荡平之意,故皮岛又称一平岛,此后在明人文献中平岛、皮岛一直是混用的。

该岛位于西朝鲜湾内,与朝鲜铁山半岛一海相隔,当时属朝鲜平安道义州府铁山郡。

据《朝鲜李朝正宗实录》记载皮岛在“铁山府南,陆路四十里,水路三十里,岛东西相距十五里,南北十里”。

《明史》记载,皮岛“绵亘八十里,不生草木,远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东北海则朝鲜也”。

皮岛四面皆水,环岛皆山,地势陆峻,“惟西边一隅可通舟楫耳”,是易守难攻的天然军事要塞。

皮岛附近海域岛均众多,据《大东地志》载,“椵岛,一名皮岛,距府南陆路四十七里,周四十里”。

皮岛向义州洋外五十余里,有鸡岛,鸡岛西北五十余里,即獐子岛,岛上朝鲜人、辽人杂处,筑有毛文龙四代家庙。

须弥岛,又称身弥岛、西弥岛、云从岛,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宣川郡以南,岛东西相距二十五里,南北五十里,三山接壤,中有云从山,峰峦峭壁,“为海中巨岳”。天启五年毛文龙一度移帅阃于此,盖房建屋,迁军民入居岛中,后丁卯役中被后金攻陷,转移至长山岛。

獐子岛和须弥岛并为皮岛“左右巨镇”,“以作屏蔽”,位置很重要。

从战略位置上来看,毛文龙撤入皮岛,以此为根据地,既可以保存自己的势力免受后金奇袭,又可以从铁山登陆渡江袭击后金,这就为东江军镇的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阴差阳错地完成了王化贞的战略愿望有木有)


不过由于悬居海外,毛文龙又操便宜大权,随着军事力量的壮大,东江的离心因素也在滋长,逐渐成为明、金、朝鲜之间的微妙势力

【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三)——镇江之捷是福是祸?(2)

镇江复陷的主要责任,其实并不完全在于毛文龙。

但是由于毛文龙死后的历史形象被重塑得太光辉(?)了,现在有许多观点认为镇江复陷的问题是当时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当时明人并不重视尚且默默无闻的毛文龙。

这两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处有剧情回放特效)


努尔哈赤听闻镇江陷落(前一篇说过镇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于七月二十六日急忙派遣贝勒皇太极率兵三千前往征讨,二十七日唯恐不妥,又命贝勒阿敏率兵二千往援,并谕之曰:“来兵若欲战不退,尔等可攻之,但勿得急忙,宜详察四周均妥布车盾,缓进巧战”。(《满文老档》)

在后金兵强大的攻势面前,毛文龙孤立无援,自知不敌,在陈良策的劝说之下,当日即逃往朝鲜,前后驻守镇江不过七天。

其实严格算起来镇江之捷应该都不算胜仗,毕竟收回来的失地都没有守住|・ω・`)

但是注意!后金派出来的军队前后加起来有五千人啊!

五千对二百,换谁都守不住啊!


在当时举朝为镇江之捷狂喜的情况下,以熊廷弼为代表的一些人,却认为所谓镇江之捷其实是一场奇祸(注意,这是曾经为毛文龙打call过的熊经略大大哦)

熊廷弼于天启元年六月初一日,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的明军列阵辽河上牵制后金主力,而以天津、登、莱的水师乘虚入辽南四卫,同时令朝鲜的联军连营江上,以助声势,使后金首尾难顾,进而收复辽阳。


镇江捷闻,王化贞自谓发纵奇功,欲乘机进取,熊廷弼不以为然,去书朝廷,力诋王化贞之谬:“三方兵力未集,而文龙发之太早,致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明熹宗实录》)

登莱巡抚陶朗先也持类似观点,他在上疏中称:“三岔转盼冻河,贼且渡矣。其在镇江者兵单将寡,傥倏举倏覆,不惟不足助河西牵制之势,而徒启贼人防备南路之谋,致殄四卫归附之众,其在河西者又独当贼锋而不能得登莱牵制之力”。(《明熹宗实录》)

河南道御史何荐可则诋镇江之捷为小儿做戏:“镇江之胜如小儿做戏,全不安排,将疆场轻于一掷,不知化贞何遂以捷报,而鹤鸣亦夸为奇捷也”。(《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这些指责镇江之捷的言论当然或许有过激之嫌,但是,镇江之役发机太早以致对明朝的辽东战略全局造成严重后果则是客观的事实。


当时后金以虎豹脱笼之势盘踞辽东,气焰方张,明军精锐丧尽,败余之兵几于闻风惊馈,其兵力是不足以制敌的。(下文会具体说一下为什么兵力不够)

考虑到这样敌强我弱的形势,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策立足于守,所谓“坚守河西,为持久计”,同时也不反对渡河作战,按他的话说,“臣初意三方布置,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明熹宗实录》)

毫无疑问,这是进退有据的持重良策,最起码可以保证河西战场一定时间的僵持局面,而不至于很快便再次溃败。


但是以王化贞为代表的一批人却认为若坐待敌人进攻,广宁必不保,主张先发制人,渡河进剿。

在他们看来,“奴已远离其穴,整居河上,狺狺西噬,如入宫之虎,择人而食,则我亦不得不拼死以自救,稍怠而河西又皆为虏矣。故其局当畸主剿”。(《辽广实录》)

感受一下两位大大在战略布局上的不同意见。


为了支援河西明军,王化贞认为应派偏师在敌后开辟战场,以成东西夹击之势。

这是毛文龙能在镇江之捷立功的主要原因啊!(敲黑板)

在这个前提下,笔者认为,无论镇江之捷是福是祸,都不应该完全归功,或者归祸于毛文龙本人。


从当时的辽东战场来看,在辽、沈失陷后,及时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后金进攻河西是很有必要的,即熊廷弼、陶朗先等人也主张在南卫和镇江开辟战场,拉长战线,动用多方力量牵制围剿后金。


但是开辟战场有时机选择的问题,如果发之太早就会弄巧成拙,发之太迟则会坐失时机。

当时明朝在忙于调兵遣将,运械转饷,尚未有足够的反击力量,故还处于被动的战争准备当中。


先看河西广宁:

在王化贞派遣毛文龙前不久,即天启元年四、五月之交,广宁的情形按王化贞自己的说法是,“广宁存城之兵不满千人,又半系创残之余,虽以大义激发土人,应者颇众,所招残兵亦余万人,然皆赤身徒手,马匹、械仗无处寻觅,其望援兵不啻眼穿。今河上防兵止千人,以守百五十里之长,处处堪渡,分派不周”。(《明熹宗实录》)

而迟迟出关的援兵、运送的军械则是:“辽阳之破已几三月,而兵马之出关者才一万七千余人,中间惟宣府一千最称精锐,蓟镇三屯营之三百足备爪牙,其余则象人涂马,甚有并马与械仗而无之者,适以滋辽之累耳。京运盔甲不堪披戴,改造无人,尽置高阁,至分理之人望眼欲穿”。(《明熹宗实录》)


从该年四月至七月,河西广宁聚集了关内援兵三万一千余人,招纳辽沈溃兵二万九千余人,并新募辽兵一万六千余人,合广宁旧额兵、山海驻防兵,共十三万人。

兵力虽集,但是,“问兵,则虽挑有头敌二敌,而尚未属以何将也;问马,则不及三万匹,而以缺料倒死者不胜报也;问甲仗,则京运高阁无用,又无匠改造,军多氊帽布挂而执棍以立也;问火炮战车,则皆无有,虽拒马、枪牌、钁斧、蒺藜之类亦无一备,而无以札营立脚也;

问粮草,则米豆百十万暴露海滨,而运车不及六百辆,各仓无一粒储也;问人心,则河东望救诚切,河西意持两端,虽子弟乡兵八千余人,间多顶换,不似初时愤激也;问军心将心,则残兵声气不续,援兵本自不堪,而诸将惟日讲加衔、讲身病,求去也;问提督镇道,则皆攒眉蹙额,以进兵为愁”。(《明熹宗实录》)

通俗来讲,就是残兵败将什么武器粮草都没到位,根本没办法支援镇江_(:3 」∠ )_


再看天津和登莱水师:

天津海防筹画伊始,诸事草创,只有水兵八千六百人,尚议调兵足额三万策应,又战船不足,只得以海运沙船一百四十三只分给主客官兵,为防海援辽之用。

至广宁失陷后,天津才聚集陆兵一万二千,水兵三千二百,但是,“全无盔甲,赤身露顶”。

这样,还处于草创之际的天津水师自然“一船未到”,无法及时援助镇江。

登莱水师忙于接济南卫沿海避辽东官民,至该年五月,共引渡官员五百九十四人、官兵三千八百余人,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及居民男妇三万四千二百余人,还有各处商贾二百余人。

六月,登州防海副总兵沈有容遣都司严正中等驾船六十余,至广鹿、石城诸岛,杀伤降敌旳岛兵,于长山岛与宽甸参将王绍勋的军队会合,“获辽船五只,接渡辽民男妇二千余人”。(《明熹宗实录》)

当时南卫义民奋死抵抗,登莱抚镇因只有水陆兵不过七千,兵单力弱,并没有派兵救援。

通俗来讲,就是主力水师也人手不够,要么是在忙别的事情_(:3 」∠ )_


在各方备战还未充分的情况下,匆匆发动的镇江之捷势在必应,又不能急应,结果只会得到孤立无援的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

如兵科给事中李遇知所说:

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扬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发之蚤,不得不应,又不能卒应,损威招衅至此”。(《明熹宗实录》)

这段话可以说总结得很好了(……)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当明朝接到捷报,作出策应的决策时,镇江失陷已经多日,所以当时天津、登莱的水师并没有积极救援。

其中原因正如沈有容所说,“率一旅之师,当方张之敌,吾知其不克济也”。(《明史》)

所以明朝无人救援毛文龙是因为镇江之捷发机太早,当时的情况就是不能救也没法救,但是明现在的很多人却把镇江失陷归咎于抚镇观望不进,坐失机会,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片面观点。


镇江之役发动太早不仅造成镇江城很快得而复失,还造成了辽东抗金力量的损失。

镇江复陷之后,后金在镇江等处大肆屠杀男妇,“烧毁民房不计其数”,于七月二十九掳获镇江叛人一万两千人而归,未叛之人则编为民户,留守该地,此外尚有三万人渡江到朝鲜梅洋一带避难。九月,又派兵前往镇江,掠夺叛乱辽人,俘获三千。

努尔哈赤在镇江变后,又派贝勒代善、莽古尔泰率兵三千前往金州,将城楼垛口拆平,衙门房屋、民居、乡屯俱行烧毁,将沿海的黄骨岛、石嘴堡、望海埚、归化堡等处及其屯民,“悉退居距海六十里之外”。(《满文老档》)

代善等人又乘船至旅顺口,“将辽民老幼尽行杀戮,少壮者驱逐出墙,其各处粮米、房屋尽行烧毁”。归款的复州游击单荩忠闻后金将至,收复州丁壮五万人入长山岛,后金“绑桴渡江追之,覆溺殆半,乃止”。(《三朝辽事实录》)

……感受一下后金八旗兵的残暴,和清朝中后期的八旗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


在八旗兵的屠刀面前,辽人的反抗之心已经大不如前,不再敢轻易反正,如天启二年秋曾前往联络朝鲜的辽东南路行监军道梁之垣所说:

“去秋之初,毛文龙设奇鼓舞,群心难应,伪将就擒,镇江以西数百里内踊跃思奋,岂非一大机会哉?无奈兵寡不敌,避之弥串,奴骑泄愤于屯民,屠戮甚惨,而辽民心懈矣

今春,臣船初到鲜境,辽民以为大兵至,求渡送款者不一而足,及候至匝月,见后队无续进之兵,求渡者失望,送款者变口,即缪氏诸大族亦呼之不应矣,咸曰‘所到兵少,未敢轻动以速祸’,其情形可见也。”

“辽民以为大兵至,求渡送款者不一而足”QAQ


镇江之役对当时辽东战略全局的另一个消极影响是,东西夹击、三方并进的布置被破坏,河西主战场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

王化贞策划镇江之役的目的是要牵制后金,成东西夹击之局,但是操切发动的镇江之役过早暴露了明军的战略意图,以致打草惊蛇,轻易地被敌人弹压,根本无法起到支援河西战场的作用,而且造成了辽东、南两路潜在抵抗力量的损失。

随着镇江和南卫之民的屠戮和内迁,毛文龙又逃到朝鲜避难,南卫和镇江策划中的牵制作用已经不可能实现,后金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西向进攻,这一定意义上为广宁之败埋下了伏笔。

王化贞认为镇江一动,敌人东向,西的防御空虚,主张速速出兵渡三岔河,救援镇江,但是熊廷弼急驰尚方剑制止,不许明军一兵一卒渡河,现在许多观点认为熊廷弼此举是坐视敌人屠戮镇江、铁山等归附义民,使得“河东之西望始绝,而虏焰益炽矣”。

而将河西沦陷归于熊廷弼的失援,这是完全忽视了整个辽东战场战略布局的片面言论。


总之,镇江之捷的实质,是王化贞轻躁的渡河进剿战略指导下的一次军事冒险行动。

此役虽擒斩了叛将佟养真等数十人,但实际上对敌人来说只是略损皮毛,而藉此开辟的敌后战场虽然在出其不意间给后金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很快便因势单力薄而陷入困境,完全无法起到辅助河西正面战场的牵制作用,它给当时辽东的战略全局所带来的灾难是局部的暂时小胜所无法弥补的,所以根本无法挽回广宁的败局。


不过,虽然镇江之役由于它早产儿的关系恶化了当时的辽东形势,但此役还是存在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首先,在辽东战争屡屡溃败、人心惶惶、官兵畏缩观望的不利形势下,毛文龙却敢于以二百人之众深入虎穴,献叛扬威,号召抗金,这种过人胆量和慷慨任事的精神是当时许多明军将领所缺乏的,而镇江之役俘获叛将、收复失地更是明朝自辽事以来所绝无,这给当时累败之余、萎靡不振的明人带来了士气的很大提升,毛文龙也成为志士出奇报国建功的出色模范。

对于当时廷抑镇江之捷的声音,首辅叶向高特地出疏论定

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难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明熹宗实录》)

首辅亲自下场为毛文龙打call,可见当时毛文龙在镇江之捷后,已经不是默默无闻的边境小将了。


针对当时因为毛文龙的镇江之捷引起的经抚不和,叶向高又上疏论道

“惟毛文龙镇江之役,抚臣以为功,经臣以为罪,意见大异。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人,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由文龙?故文龙功罪,可勿谈也。”(《明熹宗实录》)

叶向高的奏疏可以代表着当时人普遍对于镇江之捷的看法。


镇江之役虽是小胜,但是它迎合了当时人躁切求功的心态,对鼓舞人心、振奋士气、增强战争信心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正是镇江之捷之所以受时人推崇的原因所在。

其次,镇江之役开辟了河西之外的第二战场,逐渐建立起了以皮岛、旅顺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岛均在内的狭长的海上防线,一定意义上给后金西进带来了阻碍和麻烦。

敌后战场除了抵御后金的军事意义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政治意义

由于毛文龙在敌后树起了反抗后金的大旗,这就使得东江一带成为广大不屈于后金残暴统治的辽民的聚集地,而毛文龙又积极深入敌人腹地招揽辽民,这一方面有效地支援了辽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又对后金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破坏。

这是毛文龙对后金最大的威胁,也是后金必须铲除毛文龙势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