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三)——镇江之捷是福是祸?(2)

镇江复陷的主要责任,其实并不完全在于毛文龙。

但是由于毛文龙死后的历史形象被重塑得太光辉(?)了,现在有许多观点认为镇江复陷的问题是当时朝廷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当时明人并不重视尚且默默无闻的毛文龙。

这两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此处有剧情回放特效)


努尔哈赤听闻镇江陷落(前一篇说过镇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于七月二十六日急忙派遣贝勒皇太极率兵三千前往征讨,二十七日唯恐不妥,又命贝勒阿敏率兵二千往援,并谕之曰:“来兵若欲战不退,尔等可攻之,但勿得急忙,宜详察四周均妥布车盾,缓进巧战”。(《满文老档》)

在后金兵强大的攻势面前,毛文龙孤立无援,自知不敌,在陈良策的劝说之下,当日即逃往朝鲜,前后驻守镇江不过七天。

其实严格算起来镇江之捷应该都不算胜仗,毕竟收回来的失地都没有守住|・ω・`)

但是注意!后金派出来的军队前后加起来有五千人啊!

五千对二百,换谁都守不住啊!


在当时举朝为镇江之捷狂喜的情况下,以熊廷弼为代表的一些人,却认为所谓镇江之捷其实是一场奇祸(注意,这是曾经为毛文龙打call过的熊经略大大哦)

熊廷弼于天启元年六月初一日,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的明军列阵辽河上牵制后金主力,而以天津、登、莱的水师乘虚入辽南四卫,同时令朝鲜的联军连营江上,以助声势,使后金首尾难顾,进而收复辽阳。


镇江捷闻,王化贞自谓发纵奇功,欲乘机进取,熊廷弼不以为然,去书朝廷,力诋王化贞之谬:“三方兵力未集,而文龙发之太早,致奴恨辽人,焚戮几尽,灰东山之心,厚南卫之毒,寒朝鲜之胆,夺西河之气,乱三方并进之本谋,误专遣联络之成算,目为奇捷,乃奇祸耳。”(《明熹宗实录》)

登莱巡抚陶朗先也持类似观点,他在上疏中称:“三岔转盼冻河,贼且渡矣。其在镇江者兵单将寡,傥倏举倏覆,不惟不足助河西牵制之势,而徒启贼人防备南路之谋,致殄四卫归附之众,其在河西者又独当贼锋而不能得登莱牵制之力”。(《明熹宗实录》)

河南道御史何荐可则诋镇江之捷为小儿做戏:“镇江之胜如小儿做戏,全不安排,将疆场轻于一掷,不知化贞何遂以捷报,而鹤鸣亦夸为奇捷也”。(《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这些指责镇江之捷的言论当然或许有过激之嫌,但是,镇江之役发机太早以致对明朝的辽东战略全局造成严重后果则是客观的事实。


当时后金以虎豹脱笼之势盘踞辽东,气焰方张,明军精锐丧尽,败余之兵几于闻风惊馈,其兵力是不足以制敌的。(下文会具体说一下为什么兵力不够)

考虑到这样敌强我弱的形势,熊廷弼提出的三方布置策立足于守,所谓“坚守河西,为持久计”,同时也不反对渡河作战,按他的话说,“臣初意三方布置,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明熹宗实录》)

毫无疑问,这是进退有据的持重良策,最起码可以保证河西战场一定时间的僵持局面,而不至于很快便再次溃败。


但是以王化贞为代表的一批人却认为若坐待敌人进攻,广宁必不保,主张先发制人,渡河进剿。

在他们看来,“奴已远离其穴,整居河上,狺狺西噬,如入宫之虎,择人而食,则我亦不得不拼死以自救,稍怠而河西又皆为虏矣。故其局当畸主剿”。(《辽广实录》)

感受一下两位大大在战略布局上的不同意见。


为了支援河西明军,王化贞认为应派偏师在敌后开辟战场,以成东西夹击之势。

这是毛文龙能在镇江之捷立功的主要原因啊!(敲黑板)

在这个前提下,笔者认为,无论镇江之捷是福是祸,都不应该完全归功,或者归祸于毛文龙本人。


从当时的辽东战场来看,在辽、沈失陷后,及时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后金进攻河西是很有必要的,即熊廷弼、陶朗先等人也主张在南卫和镇江开辟战场,拉长战线,动用多方力量牵制围剿后金。


但是开辟战场有时机选择的问题,如果发之太早就会弄巧成拙,发之太迟则会坐失时机。

当时明朝在忙于调兵遣将,运械转饷,尚未有足够的反击力量,故还处于被动的战争准备当中。


先看河西广宁:

在王化贞派遣毛文龙前不久,即天启元年四、五月之交,广宁的情形按王化贞自己的说法是,“广宁存城之兵不满千人,又半系创残之余,虽以大义激发土人,应者颇众,所招残兵亦余万人,然皆赤身徒手,马匹、械仗无处寻觅,其望援兵不啻眼穿。今河上防兵止千人,以守百五十里之长,处处堪渡,分派不周”。(《明熹宗实录》)

而迟迟出关的援兵、运送的军械则是:“辽阳之破已几三月,而兵马之出关者才一万七千余人,中间惟宣府一千最称精锐,蓟镇三屯营之三百足备爪牙,其余则象人涂马,甚有并马与械仗而无之者,适以滋辽之累耳。京运盔甲不堪披戴,改造无人,尽置高阁,至分理之人望眼欲穿”。(《明熹宗实录》)


从该年四月至七月,河西广宁聚集了关内援兵三万一千余人,招纳辽沈溃兵二万九千余人,并新募辽兵一万六千余人,合广宁旧额兵、山海驻防兵,共十三万人。

兵力虽集,但是,“问兵,则虽挑有头敌二敌,而尚未属以何将也;问马,则不及三万匹,而以缺料倒死者不胜报也;问甲仗,则京运高阁无用,又无匠改造,军多氊帽布挂而执棍以立也;问火炮战车,则皆无有,虽拒马、枪牌、钁斧、蒺藜之类亦无一备,而无以札营立脚也;

问粮草,则米豆百十万暴露海滨,而运车不及六百辆,各仓无一粒储也;问人心,则河东望救诚切,河西意持两端,虽子弟乡兵八千余人,间多顶换,不似初时愤激也;问军心将心,则残兵声气不续,援兵本自不堪,而诸将惟日讲加衔、讲身病,求去也;问提督镇道,则皆攒眉蹙额,以进兵为愁”。(《明熹宗实录》)

通俗来讲,就是残兵败将什么武器粮草都没到位,根本没办法支援镇江_(:3 」∠ )_


再看天津和登莱水师:

天津海防筹画伊始,诸事草创,只有水兵八千六百人,尚议调兵足额三万策应,又战船不足,只得以海运沙船一百四十三只分给主客官兵,为防海援辽之用。

至广宁失陷后,天津才聚集陆兵一万二千,水兵三千二百,但是,“全无盔甲,赤身露顶”。

这样,还处于草创之际的天津水师自然“一船未到”,无法及时援助镇江。

登莱水师忙于接济南卫沿海避辽东官民,至该年五月,共引渡官员五百九十四人、官兵三千八百余人,金、复、海、盖卫所官员及居民男妇三万四千二百余人,还有各处商贾二百余人。

六月,登州防海副总兵沈有容遣都司严正中等驾船六十余,至广鹿、石城诸岛,杀伤降敌旳岛兵,于长山岛与宽甸参将王绍勋的军队会合,“获辽船五只,接渡辽民男妇二千余人”。(《明熹宗实录》)

当时南卫义民奋死抵抗,登莱抚镇因只有水陆兵不过七千,兵单力弱,并没有派兵救援。

通俗来讲,就是主力水师也人手不够,要么是在忙别的事情_(:3 」∠ )_


在各方备战还未充分的情况下,匆匆发动的镇江之捷势在必应,又不能急应,结果只会得到孤立无援的结果,被敌人各个击破。

如兵科给事中李遇知所说:

毛弁潜入虎穴,恢复镇江,图之此其时矣,而道臣扬帆未早,朝鲜联络未成,江淮召募未旋,水兵望洋未渡,千里孤悬,鞭难及腹,不数日奴大屠镇江男妇,烧毁房屋几尽,而文龙逃朝鲜去矣,发之蚤,不得不应,又不能卒应,损威招衅至此”。(《明熹宗实录》)

这段话可以说总结得很好了(……)


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当明朝接到捷报,作出策应的决策时,镇江失陷已经多日,所以当时天津、登莱的水师并没有积极救援。

其中原因正如沈有容所说,“率一旅之师,当方张之敌,吾知其不克济也”。(《明史》)

所以明朝无人救援毛文龙是因为镇江之捷发机太早,当时的情况就是不能救也没法救,但是明现在的很多人却把镇江失陷归咎于抚镇观望不进,坐失机会,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片面观点。


镇江之役发动太早不仅造成镇江城很快得而复失,还造成了辽东抗金力量的损失。

镇江复陷之后,后金在镇江等处大肆屠杀男妇,“烧毁民房不计其数”,于七月二十九掳获镇江叛人一万两千人而归,未叛之人则编为民户,留守该地,此外尚有三万人渡江到朝鲜梅洋一带避难。九月,又派兵前往镇江,掠夺叛乱辽人,俘获三千。

努尔哈赤在镇江变后,又派贝勒代善、莽古尔泰率兵三千前往金州,将城楼垛口拆平,衙门房屋、民居、乡屯俱行烧毁,将沿海的黄骨岛、石嘴堡、望海埚、归化堡等处及其屯民,“悉退居距海六十里之外”。(《满文老档》)

代善等人又乘船至旅顺口,“将辽民老幼尽行杀戮,少壮者驱逐出墙,其各处粮米、房屋尽行烧毁”。归款的复州游击单荩忠闻后金将至,收复州丁壮五万人入长山岛,后金“绑桴渡江追之,覆溺殆半,乃止”。(《三朝辽事实录》)

……感受一下后金八旗兵的残暴,和清朝中后期的八旗完全不是一个等级啊……


在八旗兵的屠刀面前,辽人的反抗之心已经大不如前,不再敢轻易反正,如天启二年秋曾前往联络朝鲜的辽东南路行监军道梁之垣所说:

“去秋之初,毛文龙设奇鼓舞,群心难应,伪将就擒,镇江以西数百里内踊跃思奋,岂非一大机会哉?无奈兵寡不敌,避之弥串,奴骑泄愤于屯民,屠戮甚惨,而辽民心懈矣

今春,臣船初到鲜境,辽民以为大兵至,求渡送款者不一而足,及候至匝月,见后队无续进之兵,求渡者失望,送款者变口,即缪氏诸大族亦呼之不应矣,咸曰‘所到兵少,未敢轻动以速祸’,其情形可见也。”

“辽民以为大兵至,求渡送款者不一而足”QAQ


镇江之役对当时辽东战略全局的另一个消极影响是,东西夹击、三方并进的布置被破坏,河西主战场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

王化贞策划镇江之役的目的是要牵制后金,成东西夹击之局,但是操切发动的镇江之役过早暴露了明军的战略意图,以致打草惊蛇,轻易地被敌人弹压,根本无法起到支援河西战场的作用,而且造成了辽东、南两路潜在抵抗力量的损失。

随着镇江和南卫之民的屠戮和内迁,毛文龙又逃到朝鲜避难,南卫和镇江策划中的牵制作用已经不可能实现,后金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西向进攻,这一定意义上为广宁之败埋下了伏笔。

王化贞认为镇江一动,敌人东向,西的防御空虚,主张速速出兵渡三岔河,救援镇江,但是熊廷弼急驰尚方剑制止,不许明军一兵一卒渡河,现在许多观点认为熊廷弼此举是坐视敌人屠戮镇江、铁山等归附义民,使得“河东之西望始绝,而虏焰益炽矣”。

而将河西沦陷归于熊廷弼的失援,这是完全忽视了整个辽东战场战略布局的片面言论。


总之,镇江之捷的实质,是王化贞轻躁的渡河进剿战略指导下的一次军事冒险行动。

此役虽擒斩了叛将佟养真等数十人,但实际上对敌人来说只是略损皮毛,而藉此开辟的敌后战场虽然在出其不意间给后金造成了很大的轰动,但是很快便因势单力薄而陷入困境,完全无法起到辅助河西正面战场的牵制作用,它给当时辽东的战略全局所带来的灾难是局部的暂时小胜所无法弥补的,所以根本无法挽回广宁的败局。


不过,虽然镇江之役由于它早产儿的关系恶化了当时的辽东形势,但此役还是存在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

首先,在辽东战争屡屡溃败、人心惶惶、官兵畏缩观望的不利形势下,毛文龙却敢于以二百人之众深入虎穴,献叛扬威,号召抗金,这种过人胆量和慷慨任事的精神是当时许多明军将领所缺乏的,而镇江之役俘获叛将、收复失地更是明朝自辽事以来所绝无,这给当时累败之余、萎靡不振的明人带来了士气的很大提升,毛文龙也成为志士出奇报国建功的出色模范。

对于当时廷抑镇江之捷的声音,首辅叶向高特地出疏论定

今幸有毛文龙此举,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虽不知其能成功与否,然今日计,惟当广为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过为危惧之谈,以张虏势,即使镇江难守,亦不必尤其失策,使将来无复敢出一奇破贼也。”(《明熹宗实录》)

首辅亲自下场为毛文龙打call,可见当时毛文龙在镇江之捷后,已经不是默默无闻的边境小将了。


针对当时因为毛文龙的镇江之捷引起的经抚不和,叶向高又上疏论道

“惟毛文龙镇江之役,抚臣以为功,经臣以为罪,意见大异。臣窃谓国家费数千万金钱,招十余万士卒,未尝损奴酋分毫,而文龙以二百人擒斩数人,功虽难言,罪于何有?以为乱三方布置之局,则此局何时而定?以为贻辽人杀戮之祸,则前此辽人杀戮已不胜其惨,岂尽由文龙?故文龙功罪,可勿谈也。”(《明熹宗实录》)

叶向高的奏疏可以代表着当时人普遍对于镇江之捷的看法。


镇江之役虽是小胜,但是它迎合了当时人躁切求功的心态,对鼓舞人心、振奋士气、增强战争信心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正是镇江之捷之所以受时人推崇的原因所在。

其次,镇江之役开辟了河西之外的第二战场,逐渐建立起了以皮岛、旅顺为中心,包括辽东沿海岛均在内的狭长的海上防线,一定意义上给后金西进带来了阻碍和麻烦。

敌后战场除了抵御后金的军事意义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政治意义

由于毛文龙在敌后树起了反抗后金的大旗,这就使得东江一带成为广大不屈于后金残暴统治的辽民的聚集地,而毛文龙又积极深入敌人腹地招揽辽民,这一方面有效地支援了辽民的反抗斗争,另一方面又对后金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稳定造成很大的破坏。

这是毛文龙对后金最大的威胁,也是后金必须铲除毛文龙势力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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