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七)——八一八毛文龙那些年报过的“假捷”(2)

为了使冒功合理化,毛文龙常常夸大伏击战、偷袭战的战果。

伏击战这种作战样式需要严密侦査敌人的行进意图,注意封锁消息和伪装,出击必须迅猛,同时又能在不利的条件下迅速地转移。

正因为伏击战战机很难把握,出击又要勇猛以防敌人报复,所以它的对象主要是敌战斗人员较少的运输队和零星的小股分队。

因此,毛文龙伏击的多是战斗力偏弱的零星哨骑和运粮部队,绝非塘报所说动不动杀敌兵数百。

如《崇祯纪事》称,“文龙掠沿海零丁,或指为奸细,或称临阵斩获,以是积功官都督,挂平将军印”。

即宣扬毛文龙战功的《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也称“出兵设伏宽、镇间,奴骑零星哨探中伏辄擒,并夺其马,屡中屡擒……今虽随地设伏,而奴马己尽撤回,绝无零星虏骑”。

天启六年曾巡阅皮岛的翰林院编修姜曰广也在上疏中说,“自旅顺至铁山沿海与奴邻,耕牧、侦探处处可以相遇,以多擒少,以壮擒弱,或彼或此,此尝情也”。(《明熹宗实录》)


偷袭战特别注重隐蔽以造成出敌不意的效果,作为偷袭战的一种,隐蔽是夜袭的基本条件,一般只能由小部队进行,而且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通常只能对敌人个别前哨进行夜袭,至于大部队,只有当没有前哨的情况下才会受到夜袭。

毛文龙对后金的夜袭主要针对哨骑、后金边远地区稀落的部民以及有内应的城堡,之所以屡屡失败,要么是因为隐蔽性做得不好,使敌人知警,要么是因为战斗力太差,偷袭根本不能使敌人惊慌失措,反而一触即溃,结果以被追剿而告终。

客观地说,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战初期曾经取得一定的效果,给后金带来一定的人员杀伤,毛文龙的记载虽有夸大,但并非都是捏造,朝鲜和后金的记载都证明了这一点。

可惜的是,努尔哈赤很快地熟悉了毛文龙的战术,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布置,不再为毛文龙的虚声和诱敌所惑,这使得毛文龙屡次的偷袭、伏击不是收效甚微、无功而返,就是以失利被剿告终。

所幸,由于诸次战斗都是小部队作战,这些失利并没有对毛文龙势力造成致命性的打击,而努尔哈赤明白剿杀毛文龙必须连带解决朝鲜问题,一时尚未有渡江东征的打算,毛文龙得以在朝鲜北部保持活动。


从天启三年开始,毛文龙已经逐渐黔驴技穷,想不出理想的反制战术,无法给后金造成实质性的威胁和杀伤,也奈何不得后金,双方处于对峙的状态。

如天启三年孙承宗给毛文龙的信中所明言,“然外搔之而不能深,则彼之坚自若;数肆之而不能入,则我之计且穷。又况乎兵粮未足,将士或虚,未必其数肆而数拨之也”。(《答毛文龙总兵》)

天启五年二月,兵科给事中李鲁生的疏言也说:“奴子女辎重皆在老寨,文龙驻师江上,间道可通,故得出师扰之。然崇山峻岭,驰驱为难,文龙率用步卒,掩其不备耳,度未能大得志于奴也”。(《明熹宗实录》)

宁远之战之后,这种情形已经更为明了。

如天启六年五月,兵部尚书王永光称,“海外之师为牵制也,有须弥岛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报,以牵奴者而牵于奴,文龙伎俩已穷”(《明熹宗实录》)

天启七年二月,蓟辽总督阎鸣泰也称“毛帅之伎俩亦穷”(《明熹宗实录》)

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战未能给后金带来军事上的实质威胁,这是双方实力悬殊和毛文龙战术失败的必然结果。


然而毛文龙在塘报中却屡屡夸张大捷,甚至掩败为功,其意不过在于欺瞒朝廷,以希图功赏。

毛文龙冒功的常见手法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虚张作战兵力。

例如满浦、昌城捷报主力渡江兵就有六千,凉马佃之捷报用兵一万五千,董骨寨捷、牛毛寨捷报用兵三万。

事实上,这些战役前不久,天启三年七月,据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称,毛文龙海上兵只有“二万名”(《明熹宗实录》),且毛兵兵农不分,里面尚多老弱病残,绝不可能动不动就出兵数万。况且,这些说法也与毛文龙自言的轻兵袭扰战术相矛盾。


其次是虚构战斗情形。

毛文龙塘报中的诸战无非是偷袭战与伏击战,这些作战类型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得到毛文龙所说的战果。

在这些千篇一律的战况叙述中,后金十分容易地屡屡受诱中伏,屡屡遭到偷袭溃败,但如果后金像毛文龙所说的一般昏昧,毛文龙杀敌数百、数千、数万,那么为何毛文龙几乎不能据守尺寸之地?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讲,东北地形呈三面环山、平原中开的盆地轮廓,由于地质构造断裂活动,在东部山地形成了多个地式断裂带,在地貌上表现为宽谷、山地、盆地的相间分布。

险要的地形是毛文龙出奇袭扰的基础,同时后金也可以利用来防御,抚顺、清河、宽奠、叆阳一带存在许多易守难攻、难进难出的要塞,毛文龙果真深入其地,大败敌兵,又如何全身而退呢?

可见,塘报中许多的战斗情形既不符合战争实际,也违背军事地理常识。


毛文龙虚构战斗情形的手法还有一种表现,那便是将原本无关的事攘为己功。

前文提到的天启元年冬后金迁民焚屋之事,毛文龙称为伏击溃敌而焚走,天启五年七月将后金筑沈阳未就退修铁岭之事归结于敌兵于中河之役败仗而丧气。

又天启四年朝鲜李适之叛,毛文龙未发一兵一卒,却于天启五年十二月向朝廷谎称出兵平叛:“朝鲜李晖之逆党李适、韩明琏等起兵昌城,直奔王京,臣知统兵蹑其后,遂尔被擒”。(《明熹宗实录》)无怪乎朝鲜人称毛文龙“贼适之败,援为己功”。


再次是夸大斩级、俘获。

历次战役的斩级、俘获数前已有述。毛文龙屡屡声称杀敌多少,俘获多少,接着便补充道不许割级,或者说在逃跑路上将斩获尽行丢弃,或者为火所焚,或者为敌所窃,总之是物证已失,无从查考。

毛文龙这个冒功手法可以骗过文官,不过朝鲜人则知之最深。

天启五年五月,知事李廷龟所说,“都督不修兵器,不练军士,少无讨虏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而谓之六万级。其所奏闻,无非欺罔之言”。(《朝鲜李朝仁祖实录》)


天启年间毛文龙铺张战功,除了冒功,还有献俘、著文、立碑等几个手法。


先谈献俘。

毛文龙向朝廷献俘始于天启元年七月的镇江役,审验二十三名,止解六名到京。天启三年闰十月,报董骨寨大捷,献俘四名。天启三年十二月,报阎王寨捷,献俘四名。天启四年七月,报骨寨、骨皮峪、分水岭捷,献俘二十余名。天启五年三月报捷,献俘二十七名。天启五年七月报捷,献俘一百三十名。天启五年十一月,献俘十三名,妇女一名,子女三名。(《东江遗事》)

献俘不过是为了向朝廷宣示战功,然而押解途中竟有换俘之事,在时人看来这“直同儿戏”。

户科给事中杨文岳就此奇事疏论:

“顷者毛文龙差官解俘七名,至中途,逃去二名,当即拏获,其一名情急自死。又云行至广鹿岛,急差官手传令箭,赶来口称,前达系六王子管家,今有机密重情,令将带来活夷换回六名,臣闻之不胜惊疑。

夫献俘之举,奏之皇上,告之祖宗,用以远播威德,昭示宠灵,此何等大事,乃忽然解来,忽然换去,前解者不知何以遽发,后换者不知何处得來,支吾不一,真假莫知,以报功则涉混,以对皇上则似欺。

乞严敕该部查审真伪,仍谕毛文龙以后开报军情务从真实,以副朝廷委任责成之意。”(《明熹宗实录》)


献俘不仅为弊甚多,更可骇者竟有将辽人冒充真夷事。(可以说是毛文龙最大的黑点了)

即以天启五年登州俘虏逃跑时说,“时诸夷半属辽人,率解汉语”。

在此前天启四年五月,秀水人谭昌言为登莱参政,心奇毛文龙献俘,据记载,“毛文龙药辽人舌,献俘,昌言廉得之,密与解毒,旬日舌清,乞命,皆辽人也,言其实编为农”。(《明熹宗实录》)

而所获真夷当中,荒落无辜居民所占不少。

例如,天启四年九月,兵部会审俘虏于朝阳门外,只见这些俘虏当中有幼童四名,幼女四名,“不过山居夷民被我师扰获以归者耳”。(《明熹宗实录》)

这种杀掠妇孺的做法在朝廷看来完全是伤天之和,而掳掠投降的壮丁则充冒是当阵抓获,在言语不通一切只凭押解的通事汇报,朝廷也只能以“事之虚实,尽不可知”作为结论。

事实上,有许多所谓阵擒俘虏,不过是女真降人,如陈鼎《留溪外传》称,“岛师解伪俘至,帅亦忠贤子,欲张其功,举庙献礼,冀邀封爵。大成阴召舌人译审,实为降人,即疏请缓死。时献俘有期矣,竟寝其事”。

杀平民冒功,或者以降人冒充阵擒,这种虚冒军功是当时边镇武将普遍的弊习。

朱国桢《涌幢小品》曾云,“边将杀平民报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时有降虏至,健而审译无他者留为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语可疑者另置一处高墙垣,食以虏法,不改椎结,俟有失事,取斩之,或三五,或十余颗,报上,验之,真虏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赏,人皆不疑。盖一参将曾守边者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无有发之严禁者”。(骇人听闻有木有!)

毛文龙以归顺的辽人、投降的后金平民充当俘虏的战斗人员,正是因为东江悬远便宜之利,才能将这冒军功的手法发挥得淋满尽致。


再谈著文,这主要涉及到《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该文作于天启三年八月,作者汪汝淳为寓杭的商人子弟和下层儒生,曾参与多部天学著作的校梓与题跋,与杨廷筠等早期基督教徒多有往来。

天启三年六月从皮岛返回杭州,很可能曾经以诸生身份在毛文龙帐下当过幕僚。

同年秋,毛文龙侄子毛维新自海上回杭,备述毛文龙之功,又谈海外接济之难,显然这是毛文龙所授意,希望幕僚汪汝淳向朝廷禀明自己的战功与苦心。

汪汝淳遂于八月初一写成此文,上呈阁部要员,其意在于颂扬杭人富二代毛文龙之勋劳,并希望朝廷接济毛文龙以成牵制之功。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不过是毛文龙虚张战功欺满朝廷,以向朝廷索取更多饷银的一个手法而已。

毛文龙的手法也很成功,朝廷更重视东江的牵制作用,陆续拨发了许多军饷,而毛文龙竟至请饷百万夸诩明年灭敌。


毛文龙不仅让亲信向朝廷宣传战功,还让朝鲜人也来为他颂功。

这就要谈到天启四年七月朝鲜所立的《毛公功德碑》

天启三年闰十月,毛文龙暗示朝鲜人为自己立碑颂德。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元年闰十月丁未载。“毛都督接伴使李尚吉驰启言:都督部下将士皆献轴颂都督功德,其意欲使我国人效而为之,微言于译官,又要立石颂德,夸耀于诏使’。备边司请令平安监、兵使率守令进轴又令接伴使及诸道监兵使皆献轴,都督碑文速为撰送,俾及勒石于诏使未来之前。上令撰送碑文,而姑停献轴”。

仁祖二年四月戊申载,“立碑于安州,颂毛文龙之德。文龙以诏使匪久出来,欲夸耀耳目,讽使立碑故也”。

毛文龙之所以让朝鲜人立碑,他的意图就是想要向朝廷宣示自己联络属国、犄角抗金的功劳。朝鲜人明知毛文龙的企图,却不敢反对则是因为鲜王的封立有毛文龙的人情。

所以,朝鲜人不仅为毛文龙立碑,而且在天启五年迎接诏使时还违心盛赞毛文龙的功劳。

如《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三年六月庚辰载,“上幸南别宫,见两诏使,设下马宴。上曰:毛都督自镇弊境以来,辽民归顺者不知其数,加以号令严明,威风远及,奴贼不敢近塞,故小邦恃而无恐。天朝亦知此耶?’”

仁祖三年五月己未却载,此前不久,知事李廷龟则奏:“即闻远接使秘密驰启曰:‘毛都督欲使我国称颂其功,虚张军兵之数’云,无理甚矣”。

对于朝鲜人来说,毛文龙自恃“有导奏天朝之功”,自然不得不曲意逢迎,此外又有一种顾虑,即担心向朝廷吐露毛文龙实情,则恐有激变之忧。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四年四月丙戌载,宁远战后朝廷对于毛文龙海外的所作作为已经心有怀疑,移咨文欲令朝鲜禀明实情,备边司等上启鲜王:“而亦有一种公论,觉其诈妄海外之事,不能真知的见,故有此奏咨,欲闻本国实情者也。今若一一吐实,则恐有激变之忧,曲为阿护,则他日亦必反为所陷,可谓难处之甚者”,建议“且陈毛将有功之状暨日后难处之形”。鲜王同意大臣的意见,并嘱咐“此事勿泄可也”。


朝鲜人不敢将毛文龙的不法透露给朝廷,朝廷派出的诏使又因毛文龙的虚张声势和百般阻挠无法得知毛文龙的虚实,这样明朝国内关于东江的信息大多源于荒诞不经的毛文龙写的塘报。

从天启二年至天启五年这四年的时间后金未曾西向攻关,朝廷和舆论认为这是毛文龙牵制得力所致,故毛文龙又获得足以安身立命的牵制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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