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考据向】小论明末毛文龙功过(之九)——“牵制一梦,十年不破”(2)

经过毛文龙三年的经营,此时的敌后战场力量已经逐渐壮大,士兵已有三四万,招纳的辽民也有十几万,却依然无法对敌发挥理想的牵制作用。

其中的原因除了本身战斗力差且接济困难外,其他的原因:

一是敌后战场的作战套路和进攻方向都己经被敌人摸透,只要留守之兵严加防备基本上无机可乘,根本无法造成出奇制胜的效果;

二是指挥的协同出现问题,两大战场各自为战,各求自保,而不相互呼应,这使后金很容易突破重围,各个击破。


当时,以孙承宗、茅元仪、袁崇焕为代表的军事家屡屡苦口婆心地申说,反对以牵制、捣巢寄希望于毛文龙。

在孙承宗看来,“今天下根本在关门,而关门之大势在宁远与觉华相倚藉”,防守宁远才是正着,驻守皮岛的毛文龙部是收复辽东必藉之兵,但只是虚着,“不当以取四卫责文龙,不当以牵制捣巢倚文龙”。(《孙公行状》)

孙承宗、茅元仪进一步认为捣巢、牵制是一种未谙地势、不明军事利害的梦梦之见:

“即奴向之畏我而改计者,已渐知我之无能为矣,不独登莱也。有容不能入金、复,岂毛文龙之独能入镇江耶?

其孤城之不可守同也,其馈饷之不可继同也,其应援之不可待同也。

然则举朝所望于文龙制奴者,皆在梦也。

文龙之请进师,请以鲜师助,亦其酬恩激奋之一念耳,实未深言其利害也。不独此也。

自皮岛而入镇江九连,犹广鹿之入金、复也,其皮岛之入金、复也,地益远,力更不能。

彼不知地里,而谓四卫尽可责之文龙一人者,更梦也。又不独此也。

自皮岛之金、复,其为途坦,其为道里虽远而尚近,若欲袭取老寨,则自镇江而至宽、叆,宽、叆入奴寨也尚数百里,即向时刘綎所进之路也。

牛毛、董古诸险非可以偏师度也,即险可度,而袭人者必袭之于近,不然则探哨入而险已守矣。险已守,不可袭也,即古有千里而袭人者,或别有掩盖之术,如石勒之上马是也,或先诱之以不虞,如李愬之示弱是也。

今文龙之居彼有年矣,奴能不防乎?奴已防,不可袭也

彼不知情势而谓捣灭竟可望之文龙者,此更梦也。不独此也。

既明此地里,明此情势,则年来所云牵制之说,亦梦语也。

所谓牵制之者,奴虞前进而后袭之耳。今地势既未能袭,则奴动言有众数十万,然精兵五万,度必有也。彼留一万以扼险而已得十万之用矣

文龙动言有男女四十万,然度可兵者不过四五万也。悬军深入,主客劳逸之势已殊,又仰面而攻死守之险,即四卫未徙,东山之矿徒数万未徙,挟其全力,亦所不能。况入无人之境,而无一夫之援乎?我既不能如彼何,则彼亦何所患,而为我牵制乎?

今尽言接济文龙孤军,境外接济之诚是也,但即如其说屯田而余于粟,铸钱而余于金,当进师之际,阴入则不能辎重,阳入则众寡尚悬,我从险道入,彼从夷道出,转而袭我后,扼之入溢,进退失据,虽有军储,重为敌资,故即改掩袭为大举,改牵制为捣灭,而望此一路可成大功者,终梦语也

然则文龙岂竟无益于事乎?非也。

兵固有声,臣始终谓文龙为虚着者是也。

虚者足以形人,今情见势竭,虚之用竟如是乎?非也。

大局既定,则着着灵彻,臣始终谓虚而实用者是也

凡用兵者,先察地里,凡步骑舟车之所及,皆有限量,今以为可为则千里之境,欲责之于跬步,以为不可为则步步实着,又若在缥缈无何有之乡,故庙算不定而臆度妄量之说杂进,而无成画,则将吏有掩口笑耳。

故臣以文龙当其髀脐,以有容当其胸胁,以觉华当其肩背,其地势实然也”。(茅元仪《海岛情形疏》)

也就说,毛文龙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对手,不管自宽奠、叆阳入还是从从牛毛岭入,以千里揭穴,都既难且险,存在着孤军深入、馈饷不继、应援不待、以劳击逸、进退有虞等难题,并不能给后金带来实质性威胁,实非“肯要”之着。

朝鲜为向明示好,有助兵八万之说,而毛文龙向朝廷请饷,“每以直捣奴穴为己任,牵制奴不东为己功”,“中朝惑其言,以为即未能揭奴,而奴之不来文龙之力,不知文龙实不能制奴也”。

茅元仪来到孙承宗幕府,力图将弥漫朝廷的牵制诡说明白道破,“则纵不能夺举世之不忠而嬺贿者,亦能解举世之忠而不请地与势者”。

茅元仪与孙承宗所见略同,所以孙承宗上疏极言深论,但是朝廷仍然云里雾里,“终不解也”,“后公去,奴入犯,文龙且不及知,何况牵制?”(茅元仪《督师纪略》)

……不提袁崇焕,茅元仪和孙承宗的言论应该可以说是非常可靠的佐证了吧。


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既然构不成牵制作用,但是当时舆论和后世的许多人多把天启三年至天启五年间后金没有发兵进攻山海关,归结于毛文龙敌后战场的牵制所致,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成立。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后金之所以没有西攻正面战场,是因为要巩固对辽东地区的统治,将辽东地区建设成西攻明朝、蒙古,东攻朝鲜、毛文龙的稳定根据地。

因此,后金在攻陷辽阳、沈阳、广宁之后,在战略态势上呈现出一种守势。

军事上,以重兵防守河上,在南卫和宽奠、叆阳、镇江一带也派兵严守。

政治上,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城,不久在辽阳城东太子河畔修建新城,称为东京,此举据努尔哈赤自称,“今辽阳城大,年久倾垣,东南有朝鲜,北有蒙古,二国俱未弭帖。若舍此征明,恐贻内顾之忧。必更筑坚城,分兵守御,庶得固我根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天启五年又将都城迁至沈阳,其理由是“沈阳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可由清河路以进。且于浑河、苏克苏浒河之上流伐木,顺流下,以之治宫室、为薪,不可胜用也。时而出猎,山近兽多,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定都沈阳标志着后金的统治中心调整的完成。(《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在几次修建都城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女真平民受役烦苦,因而暂时搁置攻明的计划。

经济上,一方面将八旗军户安插到辽东各地区驻防,圈占辽东五卫和海州等四卫的耕地,实行计丁授田,将土田分给八旗兵丁,另一方面将南卫、宽、叆、广宁一带的沿边汉民前往沈阳、辽阳、萨尔浒、清河堡、奉集堡、威宁营等地,分地耕种,并凶残地镇压辽民的反抗。

天启年间辽东之所以没有失陷得辣么快是因为当时努尔哈赤正忙着迁都(叹气)


不过,说天启年间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作战没有起到理想的牵制作用,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敌后战场具有牵制力的可能性。

东江就战略地位来说,具有威胁宽、叆、镇江、凤凰城,并深入敌人腹地,支援辽民抗金斗争的作用,足以成牵制之势,但始终只是牵制虚套。然而战场的虚实之间是没有界限的,敌后战场的牵制虚着一定条件下则可转化为实着。

正如孙承宗、茅元仪所说:“兵固有声有实。知其声不继,而始防之,终轻之,则声为虚;借其轻,不意而抟其所不防,则声又为实。然终不若集群分而为合,总众声以立謹,令其无敢轻而分为防,则虚而为实之用”。(茅元仪《督师纪略》)

也就是说,敌后战场如果能与正面战场建立起指挥的统一,共同进退,相机攻防,首尾呼应,那就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天启六年五月毛文龙发动的以鞍山之役为主的一波袭扰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战役是毛文龙顶着质疑牵制的舆论攻击而发动的正名之战。

当时毛文龙探知后金即将于四月二十日过河,越过义州、宁远直攻山海关,决定乘后金西攻发兵袭扰,“一挫虏之前锋,一捣虏之中坚,一袭虏之后寨,一邀虏之归渡,联络声援,张疑设伏,俾虏不及深入,即入不久,牵其返顾,攻其必救”。

毛文龙请率官兵渡江,前至凤凰城、宽奠、叆阳等处扎营,分头接应。

据毛文龙称,旅顺参将李鑛率领的一路进攻盖州蛮子屯堡,斩获一番后,“当夜官兵随即奔回大胡峪”,被敌兵追剿,阵亡一百一十四员,“其奔散官兵,亦各回营”。

前营游击马应魁、海州参将林茂春率兵五千进攻海州,在岫岩地方埋伏敌兵哨骑,“在阵共擒巨魁牛鹿蟒角兔、白言哩二名,共擒活夷七名、斩获首级二十颗、夷马三匹,并盗甲弓箭”,得知敌兵在铁厂屯、蒋家屯等地防守甚紧,遂退回。

奇兵中营都司高万重等率兵六千率兵进攻辽阳,“奴贼知道江东兵马决来杀他,先于虎皮驿伏兵五千,头关站各屯伏兵二千”,进攻头关站各屯,“枪炮冲攻许多,贼尸遍地,余贼溃散。天将四更,职等恐贼追来,首级不及尽隔,随即收兵奔回草河口。达贼追上,破杀数阵,官兵因有林木遮身,达贼败回”,“共活擒真夷二十五名,斩获首级一十一颗,并达马”。

清河营游击曲承恩等率兵四千进攻沈阳附近的哩坞、黑奴赛,“枪炮喊杀,尸横遍地,杀死相当,余贼乱窜,又见

火光接天,梆声乱响,慌忙收兵,不敢尽斩首级”,为敌兵追上,“枪炮攻打,贼伤甚众败回”,“共擒活夷二十二名、夷妇九口,斩获首级十四颗、达马七匹”。

标右营都司毛有荣等率水兵进三岔河,“将马围子攻克,活擒真夷二名,得获达船一只,铜铁炮等物”。

标前营都司李继盛等率兵进攻鞍山驿,不幸消息走漏,“虏贼随即伏精兵于鞍山堡上下沟斩”,东江兵杀败敌人哨骑,以六千兵攻围鞍山堡城,“炮火连天,攻破城门。对敌许多,达贼伤众,俱各奔出……天将大亮,四边贼伏齐起,围住官兵,奋勇冲攻不出,杀死相当”,折损参将王辅、红旗游击李良梅等二千四百余员名,溃散的官兵三千余人得以逃回。(《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此役毛文龙极为讳秘,不愿朝鲜译官预闻,因而朝鲜人的记载不甚了了。

《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仁祖四年五月癸丑载,义州府尹李莞报,“都督将官王辅、毛永美等遇贼一枝,不得脱兔,其余崔天泰、毛有男、毛永荣、张魁、赵翼龙等则溃散不知去处,都督军中之人,附耳密语”。

同卷五月甲寅载,接伴使郑斗源等报,“都督军兵之初渡江也,分八路入去。一则水兵也,马应魁领之;一则参将王辅为先锋大将,统率诸将官二十员自义州渡江;一则曲承恩、徐孤臣等自昌州过江矣。

毛有喜,乃王辅麾下将也,即日脱身逃来云:‘今月初五日,王辅为诈降假鞑所诱,过辽阳至鞍山,则城中只有鞑兵及假鞑若干,遂陷其城,多获人畜而出。利于小胜,再入城中,不意真鞑围而攻之,王辅、李良梅、崔天泰、李尚忠、张文登、毛有男等六将战死,其余十四将不知去处,所领军兵一万八千尽数覆没’云。而唐人知言,似难全信云”。

据后金记载,则称五月初五日,“明将毛文龙遣兵侵鞍山驿,城守巴布泰击败之,杀其兵千余,擒游击李良美。上方回军,闻鞍山驿有警,乘夜急入沈阳城,诸贝勒俱趋鞍山。至中途,闻敌已败,乃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十二日,“明将毛文龙复遣兵侵撒尔湖。昏时,攻城之南门,城中矢炮齐下,明兵退而结营。我国总兵官巴笃礼从山而下,大呼直入,敌遂败,巴驾礼率兵追斩敌兵二百余”。

通过对毛塘、朝鲜和后金三方记载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天启六年五月的这次对后金的袭扰中,海州、盖州、三岔河、沈阳附近的战斗只是小部队的偷袭、伏击战,毛文龙的军队基本上无功而返,萨尔浒役不载毛塘,不过显然也是一场失利。


最重要的则是鞍山役,毛文龙以六千兵长驱偷袭,却因中伏而损兵几半,阵亡参将王辅等一批精兵强将,对敌后战场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即毛文龙也因鞍山之败而郁郁不乐,“容色惨淡”。

更严重的是投降的游击李良梅“尽输岛情于奴,奴于丁卯灯节前,用良梅乡导,潜克铁山”,这就为敌后战场再遭重挫埋下了败笔。(《边事小纪》)

而据毛文龙事后上报,这次战役“在阵活擒渠魁二名、活夷八十三名,阵斩首级六十三颗,备造清册,另文俘解,其阵亡官兵四千余人”,可谓损失惨重,然尚欲献俘请功。

兵部尚书王永光认为,“擒斩者不满二百人,而我之官兵死伤者已四千余人,器械马匹遗弃杀伤者又不可胜计……即以功罪准之,尚可侈京观而夸廷献哉”,建议停止献俘,得旨“依议”。(《明熹宗实录》)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对此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孰知毛文龙迳袭辽阳,故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掣之功,此为最烈”(《三朝辽事实录》)

因此,天启六年四五月的这次袭扰战虽然以无功而损兵折将告终,但是在后金西攻蒙古的情形下,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使后金连夜撤兵不敢继续进攻宁远。

它一方面证明了毛文龙对后金的袭扰已经黔驴技穷,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敌后战场哪怕打败仗,但只要与正面战场声势相倚,首尾呼应,当敌西攻乘虚而入,就算无法起到理想的牵制作用,也能给敌人造成震动,牵制虚套也就变为牵制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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